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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經濟學人》

家族辦公室:超級富豪的投資/華為的逆境求生

發文時間: 2018/12/19   文 / 丁學文台北 瀏覽數 / 65,050+

本文要談的是2018/12/15 的《經濟學人》內容。這是一期有著引人入勝新話題,卻又夾帶著一個舊話題的雙封面《經濟學人》內容。

在全球版本的封面設計上,明顯就是一副依山面海的豪奢畫面,在藍天白雲、遊艇與私人飛機的襯托下,我們看見一家三口徜徉在自家豪宅外的戶外游泳池裡,有趣的是,池水還刻意倒映著美元符號的波光粼粼。池畔有個西裝筆挺的管家,左手端著酒杯,右手向女主人遞出iPad,後面還擺著一個高級公事包。畫面上兩排白色字體,大字寫著:「How the super-rich invest?」(超級富豪如何投資?)下面還有一排小字:「The rise of the family office.」(家族辦公室的崛起)。

英國版本的封面故事,雖然還是在談英國脫歐,不過我想他們自己應該也有些厭煩了吧!《經濟學人》直接用了梅伊(Theresa May)戴著紅色拳擊手套的頭像怒視前方,看似充滿鬥志,但硬是在她的頭頂寫上了Very Rocky(非常不穩)兩個黑色大字,看了就感覺充滿諷刺揶揄。

《經濟學人》以充滿絕望,群龍無首成為英國政府日復一日的標識,作為文章開場白,並呼籲Theresa May應該把脫歐選擇權再次還諸人民。

除了兩個封面故事,這期內容有關中國的文章共有五篇,包括中國板塊的三篇,以及商業板塊、財經板塊的兩篇文章。分別談了有關中美兩國在毒品犯罪的明爭暗鬥;中國為了河流污染問題,明年開始的責任分配河長制;中美博弈的背後力量、華為能否逆勢求生,以及中國經濟發展與蘇聯的對比,我會挑選其中幾篇和大家解讀分享。

讓我們先從全球版本的封面故事開始。Summary文章在緒論第一篇第13頁,大標題:〈How the super-rich invest?〉(超級富豪如何投資?);小標題:「透過家族辦公室幫超級富豪投資,是一個全球金融的新勢力,也是民粹主義的攻擊目標。」

另外在Briefing第22頁,《經濟學人》還用了〈Super-help for the super-rich〉(超級幫手幫著超級富豪〉作為標題,做了補充。

文章一開始說,說到上層社會的金錢管理事業,進入你腦海的畫面,應該是在日內瓦或是倫敦梅菲爾區(Mayfair)裡,那種陳腐的私人銀行大樓。在走過鋪滿大理石的走廊後,你會進入以木頭擺設,為了能夠讓超級富豪感覺就像在家裡一樣舒服的會議室。

但其實這個畫面早就過時了,真正精確的畫面是,位在加州與新加坡處處玻璃裝飾品的私人辦公室。他們幫客戶投資加拿大的債券、歐洲的房地產,以及中國的初創企業。但這些鍍金的客戶,正不知不覺走進了一個政治風暴中。

全球金融讓超級富豪變得更加有錢,他們透過成立「家族辦公室」,跳過中間商,在全球市場之間遊走,尋找契機。這些「家族辦公室」很少被注意到,卻成為一股很強的投資勢力,資產超過4兆美元,規模超越對衝基金,相當於全球股票市場價值的6%。

由於他們是在民粹主義興起的年代增長,家族辦公室注定會引起他們如何聚集財富,以及造成不公平的種種質疑。

每一次的投資熱潮,都反映著那個造就它的社會。美國20年的中產階級繁榮,1970年代帶來共同基金。而家族辦公室大爆發,則反映高漲的社會不平等。1980年以來,全球前0.01%超級富豪的財富占全球資產比例,由3%增加到8%。

這個趨勢不太可能消退,超級富豪的人數還在攀升,去年站上金字塔頂端的人,新增了199名。因此,家族辦公室在金融市場的影響力,看起來還會進一步擴大。而跟隨著擴大的,是反對這種辦公室的聲浪。最明顯的就是它創造了不公平,這個情況是結果,已經不再是它的成因。

反對的第一個原因是,家族辦公室可能危及金融系統穩定。1998年,一個由超級富豪支持、規模1000億的對衝基金崩塌,幾乎要壓垮華爾街。

第二個擔憂是,家族辦公室會放大富人對經濟的影響力。這是可能的:假如比爾.蓋茲把他所有的錢拿去投資土耳其,他可以擁有它65%的股票市值。

第三點,有說法指出,超級富豪的家族辦公室,可能更有特權接觸市場內線,或是有比較好的避稅計畫,讓他們比一般人有更多優勢。

答案值得警覺,但還很輕微。大部分的監管者,不管是財政部門還是稅務部門,目前都剛剛開始應對家族辦公室,但他們需要去確認疑似內線交易、交易員對客戶服務的公平性,以及稅務處理,他們應該揭露家族資產超過100億美元的明細。

在這個質疑特權的世界,大型的家族辦公室應該協助促進透明化,他們可以因此得到運作不受干擾的回報。他們應該有些東西,可以教教那些被不學無術的財富管理經理服務的普通投資者,那些投資者應該看看他們自己付的月費,希望他們也可以盡可能踢掉那些中間人。

第二篇我想分享的是,商業板塊第一篇第58頁,大標題:〈Arrested development〉(被逮捕的發展);小標題:「華為還能不能在海外禁令與限制下生存?西方國家對於國家安全的擔憂,也許會反轉它的崛起。」

文章一開始就說,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女兒孟晚舟,一向低調。在華為公司,孟晚舟從公司的前台做起,並在25年後,成為公司的首席財政官。不過在12月5日,加拿大警方稱他們逮捕了途經加拿大的孟晚舟。不久後溫哥華的法庭准予孟晚舟保釋,但她仍然需要佩戴電子監控設備。

加拿大政府說,這起案件無關政治。但美國總統川普卻在12月11日稱,自己可能會利用權力影響孟晚舟案,以便於中國達成貿易協定。華為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電訊通信設備供應商。2007年的銷售額僅為128億美元,但如今已經增長到了6,030億美元。這讓他們超越了Apple,成為世界第二大智慧型手機廠商。

華為期望通過自己的5G手機網路,取得對市場的統治權。華為也是「中國製造2025」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計劃的目標是,使得中國在一些尖端行業內取得領先地位。這使得西方國家開始對自身國家安全感到擔憂。

事實上,華為在海外十分成功,與丹麥、印度等國,在通訊基礎設施上有合作關係,並從像是Nokia、Erisson等知名公司手中,搶奪市場份額。隨著數據的流通,以及華為產品的更加普及,各國政府對華為開始感到不安。一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盟國,已經開始抵制華為的擴張。包括澳大利亞、台灣、紐西蘭以及日本。

華為在西歐的主席Vincent龐稱,公司沒有任何監聽自己顧客的動機,並表示他們在170個國家內運營,這樣的行為會毀掉他們的市場。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對華為出現了不友好的態度。在葡萄牙、法國與德國,華為依舊沒有被當地政府抵制。

孟晚舟被逮捕,到底會對華為有多大的影響,將取決於其他國家的反應。這其中,美國的反應將格外重要。如果美國國會對華為採取制裁,那麼華為將會陷入跛腳的狀態。

看起來華為的態勢十分脆弱,不過Vincent龐表示,自己對華為依舊很有信心。他表示在11月,華為頒獎給自己的92個傑出供應商,其中就有33家是美國公司。

Vincent龐認為,過往的合作關係,會讓目前面臨的困境很快過去。龐先生樂觀面對目前的冷風,即使在那些禁止或準備禁止華為進入的市場,他也說:「我們將永不放棄。」

接下來我要談的這篇文章很有意思,這是位於財經板塊第71頁的Free exchange自由廣場專欄。大標題:〈The lives of the parties〉(共產黨們的生命);小標題:「中國經濟比你想的還要蘇維埃」。

開場白提及,雖然名義上是共產黨管理,但中國經濟的概念,更類似蘇聯的怪誕面相。蘇聯成立於俄羅斯革命五年後的1917年,然後在成立69年時分崩離析。而今,新中國也成立了69年,而且看起來注定能夠主導全世界。

其實蘇聯經濟也曾經看起來現代化,而且充滿活力。即使今天中國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出來的個人GDP,仍然低於當時即將崩潰的蘇聯。雖然中國的資本家看起來活躍,但主導中國經濟的共產黨帶領的方向,卻和蘇聯末期的方向極其相似。

其後發生的結果讓人印象深刻,蘇聯官方數據被發現灌水,不是真實的經濟發展。

CIA的分析師及其他經濟學家,讓大家看見了每年6%堅實的經濟表現。即使到了1960年代,還是有著3%的不錯表現。在196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森(Paul Samuelson)出版的教科書上,還預期蘇聯會在1990年超越美國。當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告訴西方「我們即將掩埋你們」時,這個威脅看起來確實可信。

但所有的缺點在1970年代慢慢浮現,雖然仍然高度投資,但產出與生產力下滑迅速。到了1980年,生產力開始下降,1994年由伊斯泰利(William Easterly)和費希爾(Stanley Fischer)出版的著作,指責蘇聯的問題在於資本報酬率的下降。

而事實上,按照日本一橋大學伍曉鷹(Harry Wu)和David Liang 的分析,中國的生產力確實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在下降中,而他們建議最好解決生產力的方式,就是科技創新。

最後一段提到,當然,中國並沒有在崩潰邊緣,蘇聯在1980年代被下挫的石油價格,及高昂的國防預算拖累,中國的市場化企業,以及已經發展的資本市場顯示,中國需要的改革,比起正歷經轉型痛苦的後蘇聯時代來的穩定。

但中國在模仿先進經濟體的生產力提升空間,已經所剩不多。自己家園的創新可以幫忙應對,但因為資本流向沒有生產力的企業,讓政策被牢牢牽絆住,中國似乎可以靠市場再次增長,但共產黨的興趣仍然在緊緊抓牢民營企業。

「There is no easy way to relax that constraint—or, perhaps, to avert a slide into stagnation.」(看來沒有簡單的方式可以擺脫這些限制,或是阻止趨向停滯的腳步)。

最後我想談的是茶館專欄,文章在第55頁,大標題:〈China should worry less about old enemies, more about ex-friends〉(中國應該少擔心那些舊的敵人,多關心一下它以前的朋友);小標題:「美國政策的背後推動力量,與其說是長期鷹派人物,其實是那些因為對中國幻想破滅的鴿派人士。」

文章說,對於像田鼠或兔子而言,每一個陰影罩頂都有可能是老鷹出現,他們會謹慎對待,這讓他們可以免於不必要的麻煩。中國的一些愛國主義份子,似乎刻意忽視這個大自然的教訓,他們只把所有的反中國力量,視為危險的老鷹。

其實除了某些鷹派人物之外,緊張不安的愛國主義份子,更應該開始擔憂另外一個族群:那些在美國或歐洲曾經和中國友好,卻對中國統治者的激進與不尊重自由失望的人。他們不是那麼偏激,卻是一群不快樂的前鴿派人士。

這些情況與他們本來認為的,中國是在美國冷戰中受害的和平愛好者觀點,背道而馳。華為公司CFO孟晚舟的被捕,讓很多中國人感到憤怒,並認為這是一個對中國代表性企業可恥的政治攻擊。

這些做法看似正確,卻沒有幫助。川普確實有一半的做法,來自反中國的鷹派的建言,但更令人擔心的,將是那些前鴿派人士由於對中國失望所做的改變。這些遍布西方的外交人士、學術界人士、企業領袖及創業人士,並不是那種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者。他們很多是國際人士,開始擔憂中國正利用像UN、WTO這些國際組織,作為掩護他們進行專制、國有資本主義,及其領導基礎的保護傘。

介於經濟競爭與國家安全之間的界限,本來就很模糊。西方官員畏懼中國借由駭入大型企業的母國儲存器獲取資料,他們還抱怨中國投資者,借由拜訪初創企業及學校研究機構,得到特別的新科技成果。這讓這些官員不得不對於西方日益升起的保護大旗表態支持。

與其期待特別領域的願望清單,對於諸如新法規或是商業牌照,美國現在更希望有高層次的遵守準則,這包括對於外資的准入條件,不能由又是監管者又是競爭者的政府部門負責。中國高喊的「Made in China 2025」也讓西方充滿質疑,與其在每個環節設法取得妥協,美國機制要求中國說明它將如何改變?

最近幾個月,中國與美國政府已經來來回回討論多次,但中國拒絕具體說明它會如何運作。西方政府從和中國談論人權的經驗學會了,和中國對談往往最後流於空談。

事實上川普不是在中國策略上唯一的角色,很多的決策還沒有到他的桌上,起訴中國間諜與駭客的起訴書,據說因為麻煩的簽證流程,還在遞送流程中,聰明的科技企業也正在認真考慮,經過中國的供應鏈能不能夠繼續進行。

假如中國仍然堅持以國家主導的模式發展,雙方緊張很快就會惡化,假如這樣,反中國的鷹派人士很快可以實現他們謀劃許久的勝利。而事實上,那些長期支持中國和平崛起,但已經傷心失望的鴿派人士,將注定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