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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位廢除誹謗法的皇帝

發文時間: 2019/01/25   文 / 張作錦台北 瀏覽數 / 69,500+

政治人物一時的權勢和短暫的聲名或可僥倖得之,但歷史地位是從來都沒有倖致的。

作者按:

「民主進步黨」目前執政,大家都期待台灣能夠既「民主」又「進步」。但經過去年底的「期中選舉」,民進黨的執政成績似乎並未為選民普遍認可。黨政部門在聲言「深切反省」之後,卻反而加緊對言論自由的控管,NCC修法箝制媒體,且殺雞儆猴,對兩家電視台各罰鍰20萬元。

筆者這篇舊文,刊於1996年,總統是李登輝,行政院長是連戰,但時過境未遷,今天似仍然適用。

***

一九七三年,「水門事件」高峰時期,在莫斯科有兩名記者一起看《紐約時報》:

「美國新聞界言論真自由,人家可以天天罵尼克森。」

「這有什麼了不起!我們不是也天天罵尼克森嗎?」美國新聞界可以罵赫魯雪夫,也可以罵尼克森;而俄國新聞界只能罵尼克森,不能罵赫魯雪夫。這則「鐵幕幽默」言簡意賅的說明了「言論自由」的真諦:政府容忍和保障批評自己的、自己不歡喜聽的話,才叫做言論自由。

明乎此,就知道李登輝總統嚴辭抨擊媒體,要民眾「不要看、不要聽」,行政院連戰院長指示「參酌外國的制度,立法以保障被言論自由傷害的民眾」,都是違背民主制度的精神和原則的。

民主制度當然不是什麼十全十美的東西,但人類試驗過各種政體之後,證明民主還是比較好的體制。在時代進入二十一世紀,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集團解體,在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在台灣解嚴八年之後,中華民國還能走民主的回頭路嗎?

從李總統批評媒體的講話中,可體會出他最在意的是「有些人認為社會一切不對,都是由於李登輝領導不對」。

國家庶政,經緯萬端,不是總統一個人做得了的。可是總統既為國家最高領導人,一言一行為天下法,又任命或提名行政首長,由他們管理政務,那麼國家治理得好壞,總統如何能不負最大的責任?譬如說,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為「民主共和國」;第四十八條規定,總統應於就職時宣誓,誓詞明言「遵守憲法」、「無負國民付託」;國家既屬民主共和,則必應有言論自由,所以為國民創造並維護一個言論自由的環境,即為總統在憲政體制上無可迴避的職責。

連院長於李總統批評媒體之後,立即指示「參酌外國的制度,立法以保障被言論自由傷害的民眾」。法務部長馬英九在連院長講話之後,立即在部裡成立「名譽權保障研究小組」,以落實院長的要求。但誰是「被言論自由傷害的民眾」?我國刑法、民法對名譽權和隱私權的保障與損害賠償都有詳細規定,「民眾」有法可循。連院長所指的「民眾」大概是受到輿論監督的政府官員吧!那麼就來看看「外國的制度」是怎麼處理這類問題的。

在美國,一九六四年蘇利文控告《紐約時報》是個最有名的案例。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致裁定,新聞界監督政府是其職責,為了民主政治的運行,政府官員必須承受比常人較多的批評。以本案為基礎,美國逐漸發展出一套體系,要指控新聞界誹謗,條件相當嚴謹:

一、報導或評論並非根據事實。

二、出於惡意。

三、當事人受到實質損害。

三者缺一不可,而且控告媒體的一方負舉證責任。他們這樣做不是厚愛新聞界,而是厚愛美國的民主政體。李總統、連院長和馬部長都是留美博士,來自美國的這一「外國的制度」,應該是可以「參酌」的吧!

提到美國,最近華府又有一樁言論自由的案子。對於柯林頓夫婦涉及的「白水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沙斐爾在文章中指第一夫人希拉蕊是「天生的說謊家」。白官發言人麥克瑞說,柯林頓如果不是總統,會打斷沙斐爾的鼻樑。有記者當面詢問柯林頓,他笑著說:「當你是總統時,所受的限制比普通百姓多。如果我是尋常百姓,我會讓這篇文章得到它應得的懲罰。」

柯林頓的話,說在李總統和連院長之後,台灣新聞界廣為刊播,兩相對照,頗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功。其實何必捨近求遠,中國就有現成的例子,而且更深刻,更動人。

《史記》〈孝文本紀〉記載,漢文帝說:古代治理天下,朝廷專門設有進言獻策的旗幟和批評朝政的木牌,用來疏通政治的渠道,招來進諫的臣民。「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言,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就這樣,專制時代操生殺大權的皇帝,把誹謗他的法律主動給廢了,邀請臣民來批評他。

文景之治,千古美之。這樣的政績,得自於領導人求治之熱忱和容言之雅量。政治人物一時的權勢和短暫的聲名或可僥倖得之,但歷史地位是從來都沒有倖致的。

(原載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