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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經濟學人》

千禧世代社會主義崛起/中國的黃金熱

發文時間: 2019/02/20   文 / 丁學文台北 瀏覽數 / 18,600+

今天要為大家解讀的是2019年2月16日 的《經濟學人》內容。

細看本期《經濟學人》封面,你會發現在紅色封底前,有個張嘴呼喊社會主義的戴帽女孩,我個人覺得,這是去年年底剛剛當選美國眾議員,並因此捲起美國政壇千層雪的28歲社會主義支持者一一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經濟學人巧妙的在她的呼詞中勘入了幾個英文大字「The rise of millennial socialism」(千禧世代社會主義的崛起)。

眾所周知,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正面臨著進退失據的內憂外患,外在的恐怖主義還沒有退潮,千禧世代社會主義卻已節節進逼,這是這期經濟學人雜誌想帶我們瞭解的兩個深度議題。

讓我們先從封面故事開始。《經濟學人》用了第11頁的緒論第一篇、16頁的Briefing專文及第63頁的財經板塊三篇文章,分別從社會主義崛起、千禧世代社會主義者的訴求,以及芬蘭的推行情況三個面向,解析這個議題。緒論的大標題:〈The resurgent left 〉(左派復興),小標題:〈一個新的左翼派系一一千禧世代社會主義 正在崛起〉,但它不是資本主義問題的解答。

文章一開始認為,隨著蘇維埃政府在1991年的垮台,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抗爭看似結束了。隨著資本主義取得勝利,社會主義一時之間成為經濟失敗及政治鎮壓的典範,然而三十年過去了,如今社會主義又重回人們眼前。

在美國,一個剛剛當選,自稱為民主信仰的社會主義者眾議員Alexandria Ocasio-Cortez 橫空出世,甚至很有可能成為美國民主黨左傾的總統候選人。而在英國,勞工黨強硬的領袖Jeremy Corbyn,很有可能入住唐寧街十號的首相官邸。

社會主義突然回歸,肇因它看似可以解決西方世界錯亂的種種批評。現在的右傾政治人物總是容易屈服於理念的抗爭,而縮回沙文主義及懷舊情懷;相反的,左傾人物關注不公平以及環境保護,並希望把權力從精英手上還給一般人民。

雖然新興的左翼思想有部分正確的做法,但他們對於預算、官僚及商業的相關政策,顯得過於幼稚與不成熟。

這次的社會主義重回主流非常關鍵。在1990年代左傾式微,走向中間路線,英國及美國的政治領導人,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以及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都宣稱走向第三條路,一種市場與國家的妥協路線,1994年Mr. Blair甚至公開宣佈一種「我的社會主義」,並廢除了勞工黨對於國營企業的支持。

但沒有人是傻瓜,尤其社會主義者,今天的左翼人士已經認定第三條路是一條死路。

現在的新社會主義人士大部分是千禧世代,按照蓋洛普統計,現在19-28歲美國人中,有51%對社會主義有好感。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年輕族群投票支持Bernie Sanders 的比Hillary Clinton 和Donald Trump 加起來還多。在法國,24歲以下年輕人中,大約有1/3投票給極左翼政黨。但千禧世代的社會主義支持者也不見的都是年輕人,很多Mr. Corbyn的支持者年紀和他相仿。

並不是所有的千禧世代社會主義者都很激進,在美國,他們訴求的全面醫療照護,就是全球性的需求。即使極端的左翼社會主義人士,也要求保有市場經濟,在歐洲及美國,左翼運動都是一種廣泛、易變,而且隨時可以因為一個訴求而集結的。

然而他們還是有一些共同點,千禧世代社會主義者認為,不平等已經呈現螺旋發展般的失控,而且經濟根本就被既得利益者捆綁。他們相信大眾所得以及權力都應該重新分配,以尋求規模的平衡。他們認為目光淺短以及公關遊說,會讓氣候變化問題被輕忽。他們更堅信治理階層,包括監管者、官僚及企業,都已經不再照顧一般人民的利益,應該被徹底解放。

這些都已經毋庸置疑,包括對於利益集團的公關遊說及對環境保護的忽視。西方的不公平現象已經持續了四十年,在美國,頂端1%富裕人士的財富增長了242%,是中產階級的六倍之多。

而新社會主義者其實對於現象的解讀錯誤,對於解決方式也是認知有誤。先看看他們的認知。認為不平等會繼續、不可阻擋的增加,這是錯誤的。美國的不平等在經過稅負及移轉的調整後,從2005年到2015年已經下降了。中等收入家庭實質收入到2017年為止,已經連續三年增長。

一個共同的牽制在於就業困難。2005年, 25-54歲的美國人中,每100個人只有89個工作機會,到了2017年則增加到97個。最大不確定的來源不是缺乏穩定的工作,而是對於經濟下滑的風險。

千禧世代社會主義者對於大眾想法也是誤讀。人民覺得對於生活及機會失去掌控力,這點是對的,大家對不平等的怨恨更大,對富人增稅比對一般人更受歡迎,但大家並沒有希望極端的重新分配,支持重新分配的人並沒有比1990年更多,否則他們不會選出一個支持減稅的億萬富豪川普,英國人對於這點則更加寬容。

假如左翼人士的認知太過悲觀,那更大的問題在於他們的解決方式,因為他們過於揮霍,容易導致政治危險。

以財政政策而言,千禧世代社會主義者,錯誤宣揚過大的開支可以藉由對富人增稅來解決,事實上,隨著老齡化的到來,如果不對中產階級課稅,就很難完成相關的服務。Ms.  casio-Cortez 建議,對最富有的人課稅70%,但即使最樂觀估計,也只會增加稅基0.3%,或是120億美元。

更極端的左翼人士建議一另種現代化貨幣政策,那就是政府可以無限制的舉債支付開支,來使得利率壓低。要知道美國政府最近借的錢已經比預期多了,無止境的借款,早晚無法匹配經濟,而且它就像是一個騙局。

千禧世代社會主義者對市場的不信任,也導致他們對環境問題下的結論錯誤。他們反對碳排放課稅,去激勵企業創新及對抗氣候變化,他們偏向以中央計畫以及大規模公共支出,解決綠能問題。

民主化的急迫將延伸到商業領域。千禧一代的左派想要更多的工人進入董事會,以工黨為例,他們想要奪取公司的股份,並把它們交給工人。德國等國家早有員工參與的傳統,但社會主義者對公司更大控制權的渴望,植根於一直以來質疑全球化的遠端力量。賦予工人抵抗變革的權力將使經濟僵化,更少的動力與經濟復甦所需要機會恰恰相反。

與其糾結於再分配,政府不如減少尋租,改善教育,促進競爭。氣候變化可以通過市場工具和公共支出的組合,來加以解決。

千禧世代社會主義者有著嶄新的想法,挑戰現有現象。但就像古老的社會主義一樣,它也容易因為對集體行動廉潔的信念,和對個人活力毫無根據的懷疑而受傷。自由主義者應該反對它。

接著我們來看看這期《經濟學人》的另外一個重點,那就是特別報道的,伊斯蘭在西方世界的變化。經濟學人在緒論最後一篇第13頁,及第40頁後的七篇文章,帶我們從方方面面,去看這個起源於恐怖攻擊的最新族群變化。大標題是:〈The politics of religion〉(宗教政治學),小標題是:〈伊斯蘭在西方不為人注意的轉型,請不要掐滅它〉。

文章開場白說,伊斯蘭教讓許多西方人感到害怕,聖戰分子以宗教的名義殺人,一些穆斯林保守派還認為他們可以強迫自己的女兒結婚。當被問及這個問題時,西方人說伊斯蘭教是他們最不希望鄰居或姻親遵循的宗教。諸如《歐洲奇怪的死亡》、《法國的自殺》和《屈服》等許多歐洲暢銷書,都對伊斯蘭教的發展提出了警告。

對恐怖主義的恐懼,不只是聖戰分子從敘利亞回歸,將在各國造成血腥破壞的危險,以及反移民民粹主義的興起,正導致各國政府試圖控制穆斯林。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禁止來自一些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的遊客;法國和其他國家,已經禁止穆斯林戴頭巾或面罩。

然而,西方伊斯蘭教正在經歷一場鮮為人知的變革。正如本週《經濟學人》的特別報導所述,適應和同化的自然過程,比任何政府都更有助於遏制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威脅。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第一代移民到西方的穆斯林工人,不知道他們會在那裡待多久,而那種在外國傳播的宗教活動,雖然與他們原籍國的宗教活動有聯繫,但仍然讓他們的第二代感到疏離;夾在父母的外國文化和社會制度之間,更常常讓他們難以融入當地社會。是挫折及沒有歸屬感,才會讓其中一些人變成極端暴力伊斯蘭好戰分子。

今天,第三代人即將成年,他們比前兩代人更能融入西方世界和具備自信心。他們的大多數成員,不希望與外國伊瑪目或暴力聖戰宣傳有什麼瓜葛,相反的,對於西方的年輕穆斯林來說,信仰正日益成為個人選擇的問題。

他們的信仰,從極端保守到具有開創性的自由主義。一些著名學者,允許女性皈依者保留非穆斯林丈夫;一些教會在星期日進行每周的禱告,因為信徒們星期五要上班;甚至還有女性領導的清真寺。

與此同時,西方機構也正逐漸向穆斯林開放,倫敦和鹿特丹的市長都是穆斯林。去年,兩名穆斯林婦女在美國被投票進入國會,其中一名戴著面紗。

為什麼西方政府能夠鼓勵這種轉變呢?他們的主要想法,是致力於維護法律,而不是試圖強迫穆斯林改變他們的信仰。

聖戰分子在西方襲擊的狀況,已經逐漸減少。在歐洲被恐怖殺害的人數,正從2015年的150多人下降到去年的14人。恐怖襲擊不僅會威脅生命和財產,還會阻礙了穆斯林與其周圍人群的關係,這就是犯罪行為必須通過法律和情報部門來堅決處理的原因。

問題是,政府經常把「犯罪行為」與「管理不足」混為一談。德國正在領導一項運動,以遏制外國清真寺的影響,還想培訓伊瑪目,和控制他們的資金;法國想要哄騙穆斯林組成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機構。他們是在呼應穆斯林世界,在那裡,伊斯蘭教通常是由政府管理和壓制的國家宗教。

然而想要強勢管理宗教,可能會招致強烈反對。嚴厲的干預,將讓那些需要合作來識別潛在恐怖分子和施虐者的社區更加疏遠,讓他們有了更強的防備心理,穆斯林將加深社區認同,讓本來有可能扭轉的隔離狀態回到原點。

與其干涉教調,不如通過討論和說服來處理社會保守主義,這可以導致彼此試探底線的辯論。本週,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民主黨國會女議員伊爾漢.奧馬爾(Ilhan Omar),就不得不為反猶太言論道歉。

最棘手的尋求平衡,是如何對抗穆斯林的激進化,無論是在網路上還是在監獄裡。這通常涉及,如何讓脆弱的年輕人在訴諸暴力之前變得更加真誠。但是其實這已經有進步的跡象,儘管按照西方社會的標準(如同性戀教師),年輕的穆斯林是保守的,但他們已經比他們的長輩更自由。

伊斯蘭教已經變成西方歷史文化的一部分。穆斯林統治歐洲部分地區已有13個世紀,他們幫助點燃了文藝復興。如果今天種種多樣化和自由形式的伊斯蘭教,可以繼續蓬勃發展,它也許有一天可以成為包容其他穆斯林世界的一個例子。

這期和中國有關的文章共有五篇,我想細讀的是商業板塊第六篇第55頁,大標題是:〈The bijoux of Beigao〉(北高鎮的精緻化)。小標題:〈中國最近淘金潮正改變一座五線城市,對於這個古老品種的強大客戶,需求正催使礦主設立珠寶商店〉。

文章一開始說,在毛澤東統治後的數十年,中國是禁止私相買賣黃金,只有央行是唯一的購買者。直到21世紀初,才取消禁令,當時上海成立了現在全球最大的實物黃金交易中心,一般人才開始可以進行黃金交易。

全球珠寶購買者和金條投資者,在2013年創造的中國黃金熱潮中,讓西方金庫裡幾乎所有金條都被熔成了較小的金錠,然後送到東方。貴金融咨詢公司GFMS就把它稱為「歷史上最大的黃金遷移」。

自那以後,中國對黃金首飾的需求就正式超過了印度和美國的總和,占去年全球實物黃金需求的14%。事實上,自2007年以來,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商,然而,它消費的黃金(1089噸)比開採的(426噸)還多。

自黃金熱以來,黃金零售市場已發生改變。最近結婚的年輕一代消費者,願意花更多錢在首飾上。深圳是其中最大的黃金生產基地,福建莆田的金匠,早已成為珠寶零售中最重要的生力軍,其批發商交易量佔中國650多噸黃金首飾零售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該城市的主街道上,包括當地連鎖店「黃金碼頭」和「六六禧」在內的20家黃金商店,已似乎無處不在的和OPPO或Vivo 競爭廣告看板。這個月的中國春節,黃金的銷量就翻了五倍。

在莆田市,毫不起眼、約有十萬人口的北高鎮,十個人中就有九個從事黃金生意。這裡到處都在蓋房子,成排成排未完工的房子,對他們來說感覺就像是魔豆一樣,其中很多人家中樓房就高達八層。

這個月,北高鎮將開放一個黃金工業園,包括工廠、工人宿舍,金色的26層大廈,共花費30億元人民幣,它希望從深圳吸引更多黃金創業者回鄉,該地區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可能較有吸引力。

最後,和中國有關的文章還有四篇。

在中國板塊,第一篇第25頁,經濟學人下的標題是〈Rights and Wrongs〉(是與非),文章藉由47歲的法學教授張千帆,2011年在北京大學座無虛席的演講做為開場白,以他當時把一百年前的清朝與今日中國對比的演講內容,對中國現狀提出進行政治改革的呼籲。文章最後還引述張先生的話:「如果那場演講改在今天舉行,現在的學生會更捧場,因為他們對於現狀,比當時的學生更加不滿。」

中國板塊第二篇在第26頁,標題是〈Win-win outcomes〉(雙贏的結局),經濟學人認為這部在春節期間賣座30億人民幣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是中國想要宣揚多邊主義外交理念的動作。影片中,中國隊長成功召喚英國與日本隊員的響應說明了一切。

另外,第27頁的茶館專欄,大標題是〈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快樂的追求)。經濟學人藉由一本由兩個英國人寫的《Chinese discourse on happiness》(幸福中國),想方設法驗證,現在的中國人有沒有因為經濟的成功,獲得更多的快樂?

文中還提及,聯合國從2012年開始發表的世界幸福報告,大約 150個國家排名,中國最近一年排名是86 名,甚至比戰亂的利比亞還要後面。城市化進程加快,然而新市民卻沒有安全感和社會認同感。工作嚴酷、不穩定、薪水低,甚至戶口問題限制他們孩子的教育,限制他們享受公共服務。中國的國家宣傳機器十分會喊口號,試圖通過各種宣傳手段和渠道,讓人民覺得自己很幸福。

文章最後一句話耐人尋味:「To stern Communist Party chiefs, few rights are inalienable. But the human need to be promised a good life? That is self-evident」,想要鞏固共產黨的領導,權力剝奪不讓人陌生,但人們需要被承諾更好的生活,那是不言而喻的。

最後一篇,在財經板塊第三篇第53頁,《經濟學人》以Julie Delpy 在2003年發行的歌曲「An ocean apart」 (一個海洋兩個世界),再次針對中美貿易談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經濟學人》認為,這次談判雖然可能達成協議,但紊亂及不信任仍然會繼續。現在只剩兩個問題,那就是「中國能不能信守承諾」,以及「如果情況不如預期美國應該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