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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觀點

歧視不是一種病毒,卻能殺人於無形!

發文時間: 2016/08/24   文 / 黃昱斌 瀏覽數 / 53,950+

近日報章的頭條新聞之一有則是關於衛福部擬針對國防大學開罰一事,其原由為國防大學愛滋感染學生阿立於2013年因疾病而遭到變相退學處分,其實在今年4月底時此事件便已經成為許多民眾與政府相關單位討論關於愛滋人權的重要議題,然而多數的民眾對於愛滋患者的恐慌與不諒解還是呈現高度無法包容與接納的狀態,更遑論阿立還是一名「學生」,其受教權的確受到剝奪。

即便在2016年的今日,我們有許多管道與資訊可以認識與了解愛滋疾病的傳染途徑與衛教資訊,但多數人仍無法接受患者就在日常你我身邊之存在事實,甚至以極為憎恨與仇視的心態去加以攻擊,其原因就在於對愛滋疾病與患者的歧視與偏見,於是本文不再敘述相關愛滋人權法律或者疾病的衛教觀念,而著重在歧視的負面心態,對疾病與患者的偏見,對性與死亡的焦慮,因為歧視不是一種病毒,卻能殺人於無形。

污名的脈絡文本

當我們在討論阿立的事件時,反思其背後的認知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藉由相關文本的閱讀與梳理,可以知道污名的脈絡如何形成。

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Goffman)在其著作《污名:管理受損身份的筆記》對污名的產生有著明確的觀點與例證,簡單來說,關於歧視就是一種污名化的對待,在各文章的閱讀中,筆者透過「國防大學爆發愛滋歧視」 的新聞事件中耙梳社會大眾如何建構出愛滋的污名問題,並理出兩條脈絡:一是關於對「疾病的歧視」;另一則是對於「性的污名」,希望藉由分析並解構污名的現象讓大眾理解深受歧視的痛苦,以降低對疾病與患者的負面印象與偏見。

當愛滋感染者在媒體中成為新聞主角時,他成為一個備受攻擊的對象,就連他的日常起居,一舉一動都將與愛滋問題有關,社會對感染者進行最嚴重的懲罰,便是讓大眾有個可以指責的對象,一些學者對於污名特質的解釋為:行為克制不良、無道德約束、病態、難受大眾所認同等等。因為擁有這些特質而被當成「疾病式的他者」,一旦社會與其進行切割與隔離,用一種非我族類並加以唾棄鄙視的對待,其實就是一種歧視的差異化對待(註一) 。受到污名化的主體,其身分必有某些特質、行為、屬性是一般民眾所無法見容,疾病衍生出「疾病的身分」是由社會大眾以他們各自的價值觀推擠、解讀後所形塑出「被貶抑的社會性身分」。但只抨擊其疾病而忽略其他的人格特質這對患者而言並不公平。

再者,社會大眾對於的道德約束較為單一標準,而過度、特異與不常見的時,常成為被唾棄與排擠的對象,於是,性往往成為污名的原因就充斥在生活經驗與言語之中。愛滋被認為是社會屬性的道德審判,因為許多人將性與疾病作出緊密的連結關係,或許我們可以試著將性與疾病分開看待,理解本身並不會產生疾病(性行為只是提供了路徑之一),而病毒才會產生疾病,但是這種緊密關係的連結觀念很難從大眾的想法上拔除,畢竟「世人看待愛滋病毒感染者之觀點,使其承受多重道德污名,對此傳染性疾病多半抱持著同性戀、藥物濫用及性行為濫交者等印象。(註二)」 ,而此種印象早已深深烙印在普羅大眾的「恐性」與「恐同」心態之中。

大致而言,民眾懼怕某些疾病特別是被污名化的「因性得病」,其中又以愛滋為最大的恐怖黑洞,事實上,某些疾病的致死率更高(如:癌症),或是傳染途徑也跟愛滋一樣(如:B型肝炎),但是這些疾病卻不需承受令人非議的眼光對待。說到底還是因為我們對有過多的恐懼與貼標籤行為,當大眾譴責愛滋患者有很嚴重的道德瑕疵時,將使其個人與家庭、家族蒙羞,如此一來反而忽略掉愛滋是疾病的事實,患者必須花更多的心力去處理道德情感的部分,最終,患者與大眾都將透過自身與社會的多重價值觀去連結各自的身體經驗與情慾感知,再以道德經驗來反身攻擊,以反覆執行污名化疾病的行動,在個人與社會的來回互動中,逐步建構出歧視的負面觀念。

愛滋污名的印證

了解污名文本脈絡後回到阿立的事件,可以看到許多愛滋疾病污名的印證,在新聞報導的留言處便有許多人說:「得愛滋被歧視剛剛好而已」 、「變態愛滋病患沒有就地撲殺已經很仁慈了還想怎麼樣」、「哪天把室友捅了」、「為什麼會得愛滋病就是亂搞性關係,這種人很噁心,我也會離有愛滋病的人遠遠的」 。以上對話與留言不勝枚舉,從中還可以看到大眾的反應充滿貼標籤、性別刻板印象、情緒反應、歧視、權力式的宰制;以及患者的權利與權力喪失、認知分離的內化與催眠(如:患疾是一種報應天譴)。

於是,愛滋患者同時遭受「疾病的歧視」與「性的污名」的雙重壓力,他們被推向更黑暗的角落,在染病與醫療的心路歷程中,疾病本身已經讓病患產生生理的不適感,更難過的是如果疾病還夾帶了其他的污名,在這種情形下,某些患者將會選擇逃避或自我放棄。

歧視與污名使得感染者的處境與感受交錯複雜,就其角度而言,因為就醫時的遮遮掩掩,害怕與擔心被別人發現而貼上標籤,服藥時產生的副作用使患者缺乏醫療信心,或是就學、就業時的不可說,怕丟工作與另眼對待,患者將產生自我污名化(self-stigma)加深的情況,可能造成憂鬱症、拒絕就醫與自殺,當歧視成為妨礙患疾者就醫的枷鎖時,自我跟社會的雙重壓力下所造成的傷害往往比疾病本身還更具有毀滅性。

患疾者因為公眾污名化(public-stigma)而被社會大眾切開與隔離後,他們的權利也因此被監控或是犧牲掉,愛滋患者需要被通報列管後才能使用昂貴的醫療資源,專利藥廠的藥價一般人往往負擔不起,然而因為不想被國家監控,可能有些人選擇不治療或是替代療法來進行治療(包含中醫、學名藥或是地下藥物),這種替代療法的效果不能得到較大的保障,卻因為列管的問題或帶有威脅性的諮商使得患者寧可選擇替代方式,為什麼患者願意接受這種賭注?或許在感染者巨大的心理壓力下,他們知道一旦生病的事實被發現後將無法面對接下來的各種問題,以至於感染者不願遵守正規的醫療或是在遵從性低的情況下演變為防疫漏洞 ,而這一切正來自於我們對於愛滋疾病與患者的歧視。

從阿立事件看社會隱憂

當國防大學以阿立違反「誠實」校風為由而進行懲處時,筆者不禁思考,如果當時阿立如實告知,他還會被退學嗎?而國防大學的長官在「誠實」的背後真的沒有任何歧視嗎?

網路上甚至有網友發起了「一人一信給小英,讓阿立回到學校去」的活動,不過如果民眾的妖魔化心態沒有改變,就算阿立回去國防大學就學,他是否還能照舊生活或是堅強的面對充滿惡意的歧視環境?而將來這種案例倘若再次發生,無論是發生在公家單位或是私人機構,屆時又將如何是好?還有誰會遵守相關的法規?這更是筆者所擔憂的情況。

從1986年師範大學田啟元的事件到2016年的國防大學事件,過了30年後的今日,我們對於愛滋疾病的反污名顯然進展有限,事實上,「無論別人怎麼宣稱,他們都不會真正『接受』他,也沒有準備好要在『平等基礎』上與他來往。」 社會大眾無法接納被污名化的人,或許是因為人類對污名這件事情長久以來從未間斷並樂此不疲,人性本質若為惡,針對污名每個人都可能是加害者,或多或少我們都可能曾經是參與建構污名的共犯。

近年來台灣努力推行去污名與零歧視的教育宣導,雖然我們已經明定了反歧視的法律規定,可是國家機關若是沒有執行,或是相關單位的管轄權失去作用,一旦申訴、侵權與保障制度不足,都將影響國人在患疾時仍應保有的自身權利與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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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註二/參考資料來源:蔡宜蓁、呂佩珍、梁蕙芳,〈愛滋病污名之概念分析〉,《長庚護理》24卷3期,2013,頁273-274。)

(本文投書作者為師大美術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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