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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務兼顧vs.客觀和理性的決策分析

MBA到底該教些什麼?

發文時間: 2019/04/16   文 / 許士軍台北 瀏覽數 / 4,600+

自從管理成為一個教育領域,以培育管理人才為職志之後,人們不斷探究,這種人才究竟應該教些什麼,知識?能力?倫理?研究?在不同場合或時間,往往可以聽到或讀到不同答案;每一種答案似乎也都言之成理,甚至令人動容。

籠統地說,這許多說法,也許可以說是構成管理人才教育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甚至某些或是多餘。但令人擔心的是,他們之間可能有相互矛盾或衝突;或是過分執著於某一方面的教育,反而有導致和教育目的背道而馳的可能。

在這裡要討論的,就是兩個最常見的例子,一個是強調「理論與實務兼顧」,一個是「客觀和理性的決策分析」。聽起來,十分合理,但是仔細想來,就有很多問題。

理論與實務兼顧

有關前者,首先要說明的,就是什麼是「理論」或「管理理論」。

顧名思義,所謂「管理理論」,應該是指有關管理行為的理論;具體言之,如果管理代表一種對於群體或組織績效的追求,則所謂管理理論,就是有關這種努力成功或不成功的道理。再說,這種道理之所以被稱為理論,因為它們乃經由科學研究的途徑而來,具有科學知識所應有之效度和信度,而且還包括有應用上之普遍性。自此觀點,將管理理論納入管理教育內容,似屬應有之義。

問題在於,管理之價值與本質,乃在於它能創造具體之績效;而MBA之價值,乃在於其創造績效之能力。基本上,這種能力乃屬於實務(practice)層次,在相當程度上乃是以「成敗論英雄」為取決標準。不幸的是,管理行為與績效之間的關係,依管理理論的建構,一般而言,所採取的自變項乃來自於學者之選擇;此即學者依照研究,發現這些變項可能和績效間存在有顯著關係。然而,在事實上,它們卻未必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極有可能是研究中隨著「其他條件不變」(ceteris paribus)的假定下被排除在外。將這種理論應用於實務上,未必能產生實效。

其次,在理論建構中,所發現的顯著關係(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一般只是機率性的(probabilistic),而不是必然性的(deterministic);第三,最為嚴重者,在於理論中所發現的關係,乃是存在於一定時空條件下的狀況,在變化迅速的現實環境中,同樣條件未必會重現;換言之,過去所發現的「理論」,即使當時具有「效度」,而今已成一去不返的歷史了。

何況,如前所述,管理行為本身乃是一種具體的「實務」,而理論乃建立在高度抽象化的構念(construct)之上,如何將這種構念予以轉變為可操作的策略或實施,也代表一大難題。

總而言之,所謂在「理論與實務」之間存在有複雜而多變的鴻溝,如何能加以兼顧,代表管理教育所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

接著,我們再看一看,所謂將「決策分析」視為管理教育主要內容的說法。

客觀與理性的決策分析

同樣地,在此先要說明的是,所謂決策分析的意義。

基本上,決策代表一種程序(process):一般自問題界定開始,然後分析相關的內外環境因素,並據以形成若干可行方案,再依所要達成績效目標選擇最佳方案。在這整個程序中,所特別強調的,乃是它必須建立在客觀的事實資料與理性的邏輯推理上,而管理教育就是培育學生這種分析能力。

這種說法,也有幾個層次上的問題,值得探討。

首先,在於績效目標的認定上,傳統的目標乃採所謂資本主或投資者觀點,以擴大「股東利益」(stockholders value)為目的:而一般最常採用的,即為「利潤最大化」的具體目標。

然而,依照目前現實環境,隨著社會價值觀念的改變,所謂「股東利益」,已為「利害關係人利益」(stakeholders value),甚至「社會或永續價值」(social/sustainability values)所取代。這時企業所面對的目標,不但十分歧異,而且彼此間可能相互衝突。在這情況下,由於不同目標間存在有所謂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無法依客觀或理性之分析,將不同主張依某種公式予以加權綜合。現實作法,一般是經由政治性之折衝、交易或妥協,從而產生一種能為各方接受的方案,才有現實上的可行性,由此所產生的目標,既非合理,更未必客觀。

就以最近討論熱烈而且影響深遠的自動駕駛汽車為例。這一產業是否值得大力發展,便有兩種不同觀點:一方面是,贊同者主張,自動駕駛汽車的發展,將會大量減少車禍的致死人數,並提高交通和運輸網絡的效能。但是,另一方面,反對者指出,自駕車的發展將導致數以百萬的計程車、卡車、巴士之類司機失業。在這種兩難情況下,究竟採何種方案,所涉及的,不是理性計算,而是道德和價值判斷以及政治角力問題。

就現實世界中的決策過程而言,人們已愈來愈看清一個事實,此即人類並非一種理性動物。人類所採行為,往往也未必依據客觀的事實與理性分析,而是隨著情緒,態度以及意識型態而形成。所謂客觀與理性的決策分析,往往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理想而已。

管理行為建立在主觀的選擇上

事實上,學者間不乏嘗試以不同社會觀點──例如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以研究管理行為,因而發展為不同領域內之管理理論。但是,如何將不同之科學理論應用於管理實務上,也有極大困難。基本問題在於,管理學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社會科學,主要差異在於管理現象較之社會現象,乃建立於較多的主觀的作為上,其中包括有參與者的意志力、洞察力、投機心與倫理判斷等各種因素,以至於較近於藝術成分,而非嚴謹的科學成份。

近數十年來,社會科學研究也傾向於採取行為觀點,納入主觀態度或意志力這類因素,尤其表現於所謂「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上。

就以提供了甚多有關管理理論的上游來源的經濟學而言,傳統上,經濟學所依據的,乃是屬於理性的「經濟人」假定,然而近年來,有關非理性的行為因素,也已經進入這一學術領域,發展成為所謂「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甚至有成為主流之勢。2017年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賽勒(Richard H. Thaler)即為其中佼佼者。

有鑑於以上所說的種種發展,管理教育還不應該回歸管理實務的本質和真實面目嗎?

(作者為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