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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雲的三次眼淚一一從他的書,想到他的人

發文時間: 2019/04/26   文 / 張作錦台北 瀏覽數 / 36,350+

著作等身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教授,最新的一本書是聯經公司出版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這本書印行於2017年12月,問世已一年多了。但是「凡未讀過的書都是新書」,一本有特色的好書,什麼時候讀都不嫌遲,所幸我讀了。

本書特色之一是,許先生沒把自己學者的「眼界」放得太高,他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裡的「中國人」,不是僅指向世族大家,或財富多、學問大的人,而是「偏愛」一般庶人,討論的是常民的衣食住行禮儀信仰,你我都在其中。

特色之二是,許先生書裡談的事固然雅俗共賞,而文字更是老嫗能解,「常民」讀來也不吃力,可以幫助中國人了解自己,這是在一般「學術著作」中不太容易看到的。

本書還有一項重要突出之處,就是許先生不僅不是以一位學者的身分對中國人發言,甚至他也不忘替西方著想。他認為西方文化所主導的現代文明,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人與自然之間的分割」,今天已經陷於危機之中;而中國文化則以人為主體,人與自然也融合互依,因此他希望中國文化的特色,能匡救現代文明的困難。

另一位史學大家、同為中研院院士的余英時先生,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寫「推薦書」,他表示,「顧炎武曾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這恰恰是一部『明道』之作,同時又是一部『救世』之作。」

許院士常寫與人不一樣的書,譬如2006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開展與轉折」,就不像一般歷史書,多側重說明朝代的更迭,帝王的上下,將軍的征伐,宦官和外戚的弄權,以及「天朝」與「異族」的分合關係等等。「萬古江河」似乎刻意矯正此弊,他以人為歷史中心,以文化不斷擴張來解釋中國歷史。他讓我們看到中國文化的自然地理,中國秩序的發展與重組,生活資源與生活方式,經濟與科技的演進,文學與藝術,宗教與信仰,以及中國在與西方文化的接觸、融合過程中,如何相互補強,共同發展前進。

許院士雖已功成名就,健康也不太好,有各種理由安逸度日,但他仍勤奮得像一名研究生,聯經公司不久又要出版他的一本新作「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距離他上一本書「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相隔只有一年四個月。

對許院士來說,這部書既是他客居生涯的回憶錄,也是一本剖析美國社會病理的診斷報告。生動述說美國社會與政治體制為何一步步走向衰敗,來回答所有與他有類似經歷的留美華人共同的關切與疑問。

言為心聲,許先生心中念念不忘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以及大格局的世界文明,他的同儕和他的讀者普遍認為,他是一位有「家國天下情懷」的中國文人。

這可能與許先生的身世有關。他幼小即在國家外侮內亂中顛沛流離,來台後才稍能安穩讀書,後來又離鄉背井去美深造,回國後在台大任教,在中研院研究。以後雖然較長時期在美國教書,但他念念不忘台灣,常回台灣講學,也去大陸客座。他協助「蔣經國基金會」向全世界推展漢學研究,他幫助政大進行一個大型的「形塑中國」的研究計畫,目標在「界定自己,走向現代,融入世界。」

他和沈君山教授共同開辦「浩然營」,選拔兩岸三地青年精英,在世界各地「設營紮寨」,每次講習四星期,希望經過這些青年領袖的思想融合,進而能融合整個中國。1990年第一屆浩然營在美國加州開課,兩岸三地學員共30人,台灣方面包括馬英九和陳定南。

他關切和協助政府處理「陳文成事件」。他的學術地位和公正性,有助於陳案有較好的結束。

當「228事件」還是一項禁忌的話題時,1987年2月26日許先生在聯合報發表「化解228的悲劇」一文,直指政府應特設查證委員會,釐清責任,並釋放在繫人犯,結束歷史悲劇。第二年,1988年的2月27日,許院士在聯合報再發表文章「又是二二八了」,提醒執政當局要盡快善後。終於,政府在1995年2月28日發表調查報告,正式向不幸受難者道歉,並立碑紀念,希望能撫平不幸的歷史傷痕。

很多人都知道,許院士出生時身體四肢就有不方便,但他毅力驚人,一一克服,不僅進入學術殿堂,著作等身,更幾乎是全神貫注的關懷國家社會問題。握筆雖然困難,卻一個字一個字的「爬格子」,透過報章發表意見。這樣的人,性格當然是很堅強的。但許院士雖有「冷靜的腦」,卻更有「溫暖的心」。在與他四十多年編者與作者的交往中,我至少看到他流過三次眼淚。

許先生2001年回國定居,在中研院附近購置公寓之前,先在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租屋居住,樓下有一日式餐店,有一次我們在那裡小聚,他歡喜講歷史故事,我歡喜聽。抗戰時,許府逃難到重慶,住在嘉陵江邊。某日有運兵船沿江而來,許院士令堂把他放在門前石獅子上坐著,她自己忙進忙出的燒開水、提開水給那些年輕的軍人解渴。「母親心疼又著急的樣子,我現在還記得。她提著一大壺開水,忽然跟我說,『這些孩子,可能一去就回不來了。』說完她就哭了。」我眼前已過中年的許院士,也毫不掩飾的淚流滿臉。

為了慶祝2005年抗日勝利60年,大陸中央電視台早兩年就開始籌拍大型文獻紀錄片「抗戰」。一位參與製作的朋友從北京打電話問我,怎樣可以聯繫上許倬雲教授。我說巧得很,他正在北大講學。朋友後來告訴我,他們錄影訪談時,許院士回想抗戰期間,多少將士的捐軀,多少百姓的流離,泣不成聲。許院士回到台灣,在萬芳醫院休養,我去看他,他跟我談到紀錄片的事。八年國殤,重上心頭,他一面說一面飲泣。丈夫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我因為報館工作上的關係,有幸與很多學者來往,包括台大歷史系的張忠棟教授。他1990年因肝癌在台大醫院開刀的第二天,我就去探望他。他後來因為政治理念的關係,與朋友有些疏離,但我們仍然維持往來。1999年盛夏六月,與許院士共同參加一項餐會。餐後我要開車送他回家,他說,「我們一起先去醫院看看忠棟吧!」到了台大醫院一間單人病房,張教授躺在床上,蓋上被子,腹部生水,肚子挺得很大,臉上戴著氧氣罩,已不能言語,他的公子一旁侍立。許院士問張教授「還認得我們嗎?」他點點頭。我們說了一些不著邊際的安慰話,黯然而退。

離開病房,走到走廊上,許先生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他們有師兄弟的情誼。「是我在台大歷史系主任時,送忠棟出國深造的。」幾天之後,張教授走了。

國家、親人和朋友的情愛,永遠擱在許先生心裡最重要的位置。

許院士因為研究和講學的關係,常常來往於匹茲堡和台北之間。2010年,他忽然惹上官司,從那時起就沒有回台灣。去年三月原告病故,官司應可結案,我問許院士「可以回來了吧?」他表示官司早已和解,但他在兩度脊椎大手術後,健康迅速退步,涉訟時已經不能回來;現在他起坐都不方便,醫生嚴令:不准他坐飛機,回台灣不知要何年何月了。

許倬雲院士是一位歷史學家,眼觀十萬八千里,耳聽上下五千年;但是他的心,一定是放在台灣,現在及未來的台灣;放在中國,現在及未來的中國。

 (原載二0一九年四月六日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