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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經濟學人》

香港的法治/德國富豪的神祕生活

發文時間: 2019/06/18   文 / 丁學文台北 瀏覽數 / 20,350+

今天我們要導讀的是2019年6月15日 的《經濟學人》雜誌內容。

這一期經濟學人的封面設計,又是充滿中國風的紅黃兩色。但在中國紅的封底前,我們看見的是上下相疊的「HONG KONG」 ,兩個英文字中的字母「O」,被改以五星旗的黃「手銬」牢牢扣住了。這象徵了中國和香港之間的現況,而這次修法,只是讓香港年輕人更相信了一國兩制的理想破滅。

《經濟學人》在封面故事的緒論主文,以〈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香港的法治)做為標題,並認為香港近日發生的這個大規模示威,震懾了港府,也對北京的領導人造成了一定衝擊。

圖/香港反送中抗議行動。(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經濟學人》認為,這個1997年以來的最大抗議,凸顯了香港獨特的核心問題,而活動中顯現了三件事情:比預期還多的參與人數、年輕人的自動自發,以及他們表現出來的勇氣,這在在提醒了大陸當局,就像全世界所親眼看見的,對香港人來說,現在沒有什麼事情比這個城市的未來更重要。

除此之外,這期《經濟學人》和中國有關的文章還有兩篇,在中國板塊第一篇第33頁,《經濟學人》用〈Magnetic attraction 〉(磁鐵吸力),分析了稀土在中美貿易戰中,確實是可以讓中國作為槓桿的有效工具,但也是會讓中國付出一定代價。而且如果中國真的切斷出口,它雖然可以損害美國,但也會侵蝕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

在中國板塊第二篇第34頁,《經濟學人》則以標題〈Out of the straitjacket 〉(走出束縛),帶我們從一個在武漢市中心舉辦的英語辯論賽,去看看中國年輕人在面對西方的思辨法與中國的填鴨式教育中,如何自我調整。這讓我們可以更瞭解,中國的新一代年輕人在全球化衝擊下的新變化。

讓我們先從封面故事開始。《經濟學人》這次用了三篇文章分析這個議題,除了緒論第一篇第7頁的主文之外,另外還在Briefing板塊第15頁,以〈 A palpable loss〉(一個明顯的損失),以及第17頁,以〈Garrotting the golden goose〉(正在勒死金鵝)兩個標題,分別從香港人的視角與經濟發展的角度,帶我們瞭解了這次大規模抗議背後的因果關係。緒論第一篇第7頁的主文大標題是:〈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香港的法治);小標題:〈大規模抗議已經震撼了這個地區政府,以及北京的領導層。〉

文章一開始就說,從本週震撼香港的抗議行動中,可以凸顯三件事情:第一,他們的人數比想象中還要多,數十萬群眾湧上街頭,可能是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最大一次的示威。第二,他們對於北京把手伸入香港的不快樂,完全是出於自己意願,他們展示了不同凡響的勇氣。第三,他們都很年輕,他們不是因為對於英國的懷舊而抗議。

示威者勇敢地承受了諸如橡膠子彈、催淚瓦斯和法律的報復,只為了伸張他們的訴求。所有這些事情都明確表明,就像許多香港人看到的,沒有什麼比這個城市的未來更重要。

若論及《逃犯條例》的修正草案本身,或許只是瑣碎的技術性法律規定。根據法律規定,去年在台灣謀殺女朋友的香港居民,是不能被送到台灣進行審判的。因此,香港政府想要修法,同意可以把嫌犯引渡到台灣,或任何沒有簽署引渡協議的國家,而這其中包括了中國大陸。

就法論法,這似乎無可厚非,但《經濟學人》認為,這次修法的影響所及確實更為深刻。因為香港過去與中國大陸之間沒有引渡協議,但這並非歷史上的偶然。《經濟學人》指出,殖民地時代的立法者會排除中國,是因為英屬香港的法院不信任中國司法的公平性。若同意將疑犯引渡至中國,等於將香港人置於中國難以預測的司法體系之中。

《經濟學人》還認為,這已不是單純的引渡罪犯問題。因為香港作為一黨專政的中國,與自由的全球市場之間的脆弱橋梁,很可能因為《逃犯條例》的修正,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許多跨國公司之所以選擇香港,是因為它與中國巨大的市場聯繫,但也是因為它有與西方經濟體系相同的透明規則。

依託著中國大陸,香港成為全球第八大貨物出口港,也是第四大股票市場,其銀行系統與西方無縫連接,其貨幣更是緊盯美元。對於許多全球企業而言,香港是連接中國市場的出入口,更是亞洲大陸的核心所在,超過1300家跨國企業的區域總部位在香港。如果香港被看作成不過是中國另外一個城市,其受害的將不僅僅是香港。

威脅確實存在。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後,就非常明確地表示,司法系統應該處於共產黨掌控下。他在2月公布的演說中表示,中國絕不走西方司法獨立的路。2015年,習近平著手噤聲獨立律師和人權運動人士,數百人遭到警方的騷擾或拘留。中國大陸當局甚至曾派人前往其他轄區綁架民眾,包括一名出版商在香港被抓走,以及一位企業家在香港四季酒店被帶走。

香港政府表示,新法有保護機制,但示威者反對新法確實合理。理論上,引渡不適用政治案,僅涵蓋涉及重刑的犯罪。但長久以來,共產黨會以看似非關政治的罪名起訴它的批評者,以此懲罰他們。香港政府表示,已減少白領犯罪的涵蓋範圍,但勒索和詐欺仍舊包含在內。

表面上的決策者Carrie Lam林鄭月娥,其實是共產黨從忠誠者選中的,香港的地區性法院其實沒有什麼反對空間。這個法案可能會提高那些批評者被捆綁到邊境的可能性,從而扼殺了香港的自由。在這個危急存亡之秋,《經濟學人》也注意到香港的抗議者越來越暴力,程度甚至超過1967年的六七暴動以來的所有抗爭。北京的官員們指責,這一切都是外國勢力的陰謀,林鄭月娥則表態修法立場絕不退讓。但《經濟學人》提醒這位香港特首,亡羊補牢猶時未晚。從最保守的角度來說,新法已經無法完成她原先引渡罪犯的目標。

台灣已經表示,它不會接受根據新法律下,有關嫌疑人的引渡。有人已經提出了不那麼具有刺激性的解決方案,包括讓香港法院審理涉及其他地方謀殺的案件。在2003年的抗議活動之後,反顛覆立法已經被擱置了。有人說,政府可能會認為,這是推翻這項長期被擱置法律的時刻;但相反的,《經濟學人》認為林女士應該做的,是把它當作引渡改革的一個參考先例。

《經濟學人》最後指出,全世界都可以幫抗議者打氣,與中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到2047年保持不變的英國,尤其是義不容辭,英國已經表達關切,但那遠遠不夠,它們應該更大聲,而且譴責這是錯誤的。至於正與中國陷入貿易戰的美國,香港確實有可能順勢成為兩個強權的鬥爭焦點。部分美國的政治人物已經警告,《逃犯條例》修正可能危及香港特殊的關稅地位,他們應該謹慎對待。

不過,《經濟學人》給美國的建議顯然與給英國的不同,《經濟學人》認為美國如果片面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不僅會損害美國在香港的利益,更會傷害香港民眾的未來,這反而是對於民主派人士的處罰。《經濟學人》認為,美國比較好的作法,是直接朝北京的中央政府施壓,或者主張對引渡至香港的個案進行逐一審查。

至於這些做法真的會有效果嗎?《經濟學人》承認,《逃犯修例》的修正與否,最終不是林鄭月娥能夠左右,而是要看習近平如何拍板。

中國施壓香港已然付出沈重代價,北京雖然總是吹奏和諧高調,但在每次的中港衝突裡,世人見到的卻總是中國政府的拒不讓步,甚至以鎮壓收場。當香港22年前回歸中國統治時,北京期待的,自然是被迫採取兩制的中國與香港,最終可以走到一塊;但這次抗議者已經清楚表明:那和我們的計畫截然不同。

這期《經濟學人》還有一篇我個人覺得頗值玩味的文章,《經濟學人》在商業板塊第一篇第53頁,帶我們一窺了德國富豪的低調生活。大標題:〈The reticent rich〉(這些沈默的有錢人);小標題:〈德國商業巨擘的神祕世界〉。

文章寫到,如果美國人認為他們在富豪榜上的排名太低,他們常常就會感到無比沮喪。但某個德國商業巨擘HeinzDürr 說,德國人完全不一樣,當他們的排名看起來太高時,他們反而會氣得大吵大鬧。幾年前,當一家德國雜誌稱他為十億富豪時,Dürr先生果真立刻打電話給那個編輯抱怨。

富豪們早已盤踞了美國和義大利政治圈,而亞洲超級富豪,更是喜歡以近乎炫耀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財富。與眾不同的是,德國的富豪們則喜歡避開聚光燈。

德國這個國家從來不缺超級富豪。 它是僅次於美國和中國擁有全球最多富豪的國家。 今年 2月,福布斯(Forbes)公布了德國擁有114名十億美元級別的富豪,是英國人數的兩倍多,這相當於每72萬7千個德國人中,就有一人是十億富豪。一個德國智庫估計,最富有的45名德國人的總資產,竟然與這個國家比較貧窮的那一半人的總資產一樣多。

這個世界所有人都知道Amazon老闆的模樣,大多數法國人也認得出奢侈品大亨Bernard Arnault——這個法國最富有的人長什麼樣子。但控制著兩家連鎖超市Lidl和Kaufland的德國最有錢的富豪Dieter Schwarz,你無論在德語和英語維基百科頁面,都找不得到他的照片。

世界上最大的機床製造商之一Trumpf的老闆Nicola Leibinger-Kammüller說:「我們就是不想引起注意。」特別的是她的父親和她的兩個兄弟,早就制定了一個家庭的行為準則,第三代成員必須在16歲時簽署該行為準則。它涵蓋了公司的繼承和出售股份的規定,以及有關宗教寬容、謙虛,和尊重他人的行為準則。

根據Otto Beisheim管理學院和咨詢公司PWC的一項研究,1/3的德國企業家庭都有類似的內部規則。Reimanns(萊曼)家族的內規還有保密條款,據報導,他們要求家人在18歲時得簽署一份承諾憲章,他們答應遠離家族企業的相關工作,要避免社交媒體,而且不可以在公共場合拍照,還必須拒絕媒體採訪。

有幾個原因可以解釋這種低調隱名特性。第一是這些富豪業務的本質。在美國,他們是靠金融和科技取得了巨大的財富;許多富有的德國人的成功,則歸功於一步一腳印,硬邦邦的事業發展。這些企業的進步,不是通過突破性的飛躍,而是通過那種慢慢修正演進的沈澱而成。德國十億富豪的一半以上的財富,都是來自零售、製造或建築等沈悶專注的努力。

10個最富有的德國家族他們生產的是汽車(BMW、Volkswagen)、剎車(Knorr-Bremse)和汽車零組件(Schaeffler),或經營超市等。許多德國的隱形冠軍,在機械工程等領域引領著世界,但都隱藏在德國的農村地區。

文化也是其中的部分原因。著名連鎖藥店的創始人Dirk Rossmann說:「富有的德國人很害羞,因為他們擔心自己被人嘲弄。」尤其是考慮到德國的那種容易對人眼紅的全國傾向,他們也擔心他們的人身安全。

更重要的是許多德國記者有左傾傾向,對富豪表現出本能上的敵意。今年3月份,每週一期的雜誌《Stern》發表了一篇關於〈Shamelessly rich〉(無恥的富豪)的封面故事,而且用了一個金湯匙來暗示有錢人。雜誌報導,德國最富有的5%人,試圖通過遊說降低稅收和隱藏他們的財富,來保護自己免受再分配的福利政策的損害。今年5月,《News Weekly》(新聞週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富人責任」的文章,並支持財產稅和更高的遺產稅。

多變的歷史是另一個讓他們選擇低調的原因。大多數德國十億富豪都不是白手起家的,而是一些工業家族的後裔,他們的祖先既不是那種私人擁有的家族企業,也不是宗教塑造的企業。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第三帝國統治下繁榮起來的。

Quandts(BMW家族)、Krupps(Steel家族),保時捷和其他人,一直在努力應對這些受人懷疑的遺產。2000年,包括Siemens(西門子)、Daimler(戴姆勒)、Deutsche Bank(德意志銀行) 和Volkswagen(福斯汽車)在內的4,760家德國企業,聯合創立了一個基金會,與德國政府一起為納粹暴行和奴隸勞工的倖存者,籌集了超過50億歐元(約48億美元)。Reimanns當時也貢獻了500萬歐元。

見不得人的一些過去和祕密,可能也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德國人不喜歡富人。在去年由歷史學家Rainer Zittelmann委託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與德國富人相關的最重要的特質是自私(62%)、唯物主義(56%)、魯莽(50%)、貪婪(49%)和傲慢(43%)。Zittelmann表示,德國人比美國人更有可能將世界的弊病歸咎於富人。調查還顯示,當富有的商人在風險交易中失敗時,德國人比美國人、英國人或法國人,更喜歡幸災樂禍。

這種態度解釋了為什麼德國商業大亨喜歡保持低調,無論如何,Rossmann先生過著非常節儉低調的生活。他沒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機或高檔手錶,他與妻子住在同一個相對普通的房子裡已經35年,每8年才購買一輛新的Benz 汽車。

隨著德國富人與其他國家的企業來往,他們的公司也開始全球化,他們開始變得不那麼怯懦怕事了。Dürr先生開始高調塑造他的形象,將他的家族公司建設成為全球領導者,並且IPO上市。他把眼光移向了國有企業—德國鐵路公司。Dürr先生並不避諱大眾的眼光,他甚至公開地表示會考慮競選政治職位,雖然最終還是因為猶豫抽手了。Old habits die hard,舊習看來還是很難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