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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經濟學人》

保守主義的全球危機/中國的金融市場開放

發文時間: 2019/07/09   文 / 丁學文台北 瀏覽數 / 24,650+

今天我們要導讀的是2019年7月6日 的《經濟學人》雜誌內容。

這是一期「經濟學人Style」的論述性封面故事,在鮮紅的封底前,我們看見一個骯臟破碎的白色立體大寫英文字 「CONSERVATISM」(保守主義)。仔細一看,隨著每個字母的展開,卻是越來越斷裂,甚至破碎、滿地碎屑的一串字塊,上面還有一排白色小字,結合起來就是「The global crisis in conservatism」(保守主義的全球危機)。

是的,這期《經濟學人》的封面故事,講的是傳統保守主義在全球正面臨的危機。眾所周知,在美國和英國這樣的兩黨制國家中,右傾勢力正在掌權中,但他們正在放棄曾經被用來定義自己的價值觀。

在擁有多黨政治的國家裡,中間右傾力量正在受到削弱,如德國和西班牙,或者像法國和意大利一樣根本已經消失不見。 在匈牙利,右傾勢力直接走向了充滿民族主義的民粹。你不必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就已經知道現在全球深陷的麻煩。

這一期經濟學人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The World If 」專欄,《經濟學人》這次總共用了九篇文章,針對全球重要政經趨勢進行了預測分析,包括:

「If America and China clash at sea」(如果美國和中國在海上發生衝突?)

「If America leaves NATO」(如果美國離開北約?)

「If Egypt collapses」(如果埃及崩潰?)

「If robots don’t take all the jobs A different dystopia」(如果機器人不能做所有工作?)

「If America introduces a wealth tax」(如果美國引入財富稅?)

「If Facebook shuts down in Europe」(如果Facebook在歐洲關閉?)

「If antibiotics stop working」(如果抗生素停止工作?)

「If geoengineering goes rogue」(如果地球工程越來越差?)

「If the Allies had been more generous in 1919」(如果盟軍1919年更加慷慨?)

經濟學人甚至還分別設置了想象的時間場景,這些文章讀來都非常有趣。

讓我們先從封面故事開始。《經濟學人》共用了兩篇文章,論述這個議題,除了緒論第一篇,還以Briefing一篇專文做為補充,標題是〈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ight〉(右翼的轉變)。緒論的大標題:〈The global crisis in conservatism〉(全球保守主義的風險);小標題:〈新右傾不是保守主義的進化,而是進一步的否定。〉

文章一開始提及,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說,自由主義已經過時了。有關這個說法,《經濟學人》不贊同,大家肯定不會感到驚訝。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告訴英國《倫敦金融時報》,自由主義只是個關於移民、多元文化或性別政治的夢想,更重要的是,他選錯了目標。在西方,真正受到威脅的其實是保守主義,你不必是一個保守派精英,都能了解現在全球深陷的麻煩。

眾所周知,在美國和英國這樣的兩黨制國家中,右傾勢力正在掌權中,但他們正在放棄曾經被用來定義自己的價值觀。在擁有多黨政治的國家裡,如德國和西班牙,中間右傾力量正在受到削弱;或者像法國和義大利一樣,保守派精英早已消失不見;而匈牙利的右傾勢力,更是直接走向了充滿民族主義的民粹。

保守主義不是一個被拿來惺惺作態的哲學。十九世紀初哲學家Michael Oakeshott曾經說:「做為保守主義,喜歡熟悉勝過接觸未知的事物;喜歡已經嘗試過的東西,而不是沒有嘗試過的;喜歡既有事實,而不是充滿神秘的;喜歡具體實際,而不相信所謂的有可能;喜歡有限制的,而不是漫無限制;喜歡看得見的,而不是距離遙遠的。」

就像古典自由主義一樣,保守主義就像是一個剛受啓發的孩子。自由主義說,社會秩序會在個人享有自由之後自然產生;但保守主義相信要先有社會秩序,才能創造享有自由的條件。

這些爭論,隨著家族、宗教、教會、世俗傳統和社會禮俗的掌控力度變弱,而不再存在。然而,這樣的毀壞也正在保守主義身上發生,而且是從它的右邊來襲。

新右傾不是保守主義的進化,而是進一步的否定。這些人士充滿憤憤不平和不滿,他們是悲觀主義和反動主義者。他們看著這個世界,看著川普曾經稱呼的屍橫遍野,並放任他們如何摧毀一個又一個的保守傳統。

傳統保守主義是務實的,但新的右傾人士卻是偏激狂熱、充滿虛偽理想,卻想駕馭事實的一批人。澳大利亞人飽受乾旱、礁石退化之苦,但剛剛拿到權力的執政黨,卻強調議會的神聖不可侵犯。在義大利,北方聯盟的領導人Matteo Salvini,催化了反疫苗浪潮運動。對於川普而言,事情真相只是為了提升他的形象的口號,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刺激憤怒,和維繫對他的忠誠。

傳統保守主義者對變革抱持謹慎態度,但現在的右傾人士,隨時都在思考進行革命。非傳統的德國人士,正在嘗試推動要不要續留歐盟的公投。如果川普真的實現他想離開北約的威脅,那將會讓全球權力重新進行平衡。一個沒有協議的脫歐,將是另外一個跳向未知的愚蠢。

傳統保守主義者信仰聲譽,因為政治既是一種判斷,也是理性思維,他們懷疑魅力和個性崇拜。 在美國,許多共和黨人已經身不由己,和川普一同捆綁陷入困境,儘管他被16名不同的女性控告性侵。巴西人選舉了Jair Bolsonaro,但他滿腦子想要恢復軍事統治的日子。

傳統保守主義者尊重商業,也是經濟發展的謹慎管家,因為他們認為繁榮是一切事物的基礎。 匈牙利總理Viktor Orban將自己描繪成一個低稅率的經濟保守派,但他卻破壞了企業所依賴的法治。川普對貿易戰投注賭注。超過60%的英國保守黨成員,寧願對經濟造成「嚴重損害」,也要確保英國脫歐。

在義大利,政治聯盟通過發行政府票據來哄騙市場,甚至還想將這個票據,當作歐元的平行貨幣。在波蘭,法律和司法部門已經大肆放鬆福利政策。在法國,在歐洲議會選舉的競選活動中,共和黨成員更關注歐洲的「猶太-基督教根源」,而非審慎的經濟管理。

最後,右傾人士正在改變其原來的歸屬。在匈牙利和波蘭,右傾的狂熱民族主義變成充滿血源靈魂,而且排他的孤立主義。憤怒、反動的民族主義,激起了懷疑、仇恨和分裂。它們選擇與傳統保守主義者那種屬於國家、宗族、教會和社區連結,以團結人民,並激勵他們在共同利益中行事的想法,站在對立面。

由於幾個原因,保守主義已被激進催化。一個是Edmund Burke形容的「小單位little platoons」聯繫的宗教、工會和家庭的衰落;另一個原因是,無論是左翼和右翼的舊政黨,都因金融危機、緊縮政策,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長期戰爭,而聲名狼籍、形象大壞。城市之外的人們堅信,他們總是被貪婪,自私的城市居民嘲笑。一些政治企業家的仇外心理,讓整個社會焦躁不安。

這並不意味著,一切都將按照新右傾政黨的想法推進。至少在英國和美國,人口統計學是不贊同這種想法。支持新右傾政黨的選民是白人,相對年老的一群。大學校園卻是一個無右翼的安全區。

美國獨立性民調機構和智庫機構Pew,去年一項調查發現,59%的美國千禧年選民,是民主黨或傾向於民主黨,支持共和黨人的比例僅為32%。在1928年至1945年出生的「沈默的一代」中,民主黨得分為43%,共和黨人得分為52%。 目前尚不清楚,年輕人是否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向右傾斜,填補這個空白。

但新的右傾主義顯然贏得了與傳統保守主義的鬥爭。對於像《經濟學人》這樣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來說,這很令人遺憾。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對許多事情有不同看法,例如毒品和性自由。但他們還是在很多事情上有共識,他們都拒絕相信烏托邦的衝動,可以為每一個錯誤找到一個政府的解決方案,兩者都抵制國家式計劃和高稅收。

事實上,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通常會在彼此合作中發揮最大作用。保守主義緩和了自由主義的熱情;自由派則戳破了保守主義者的自滿。相反的,新右傾主義者對傳統自由主義者充滿敵意。風險在於,溫和派將被擠出,並在左右激烈的政治衝突中相互挑釁,最後走向極端, 選民最後會落得毫無選擇權。

為了反制川普,民主黨在移民問題上進一步向左移動,而不再以整個國家利益考慮。擁有兩大黨的英國人,可能不得不在工黨的左派領導人Jeremy Corbyn,和Johnson先生領導下的激進托利黨之間,被迫挑選。

文章最後一段提到,好的保守主義可以成為一個穩定的力量,它應該是理性而明智的,它重視權限與能力,它不會總是急急切切的。但那些日子都結束了,今天的新右傾主義者正在熱頭上,這很危險。

第二篇,我想分享的議題是,有關中國金融市場開放議題,《經濟學人》用了兩篇文章解讀,包括緒論第二篇的Counter-flow 逆流,小標題是:〈儘管有著貿易摩擦,中美之間的金融聯繫只是更深化了。兩個超級大國雖然彼此劍拔弩張,卻又在金融領域彼此牽絆。〉

在財經板塊第一篇,《經濟學人》的大標題:〈Panda express〉(貓熊快速列車);小標題:〈外資金融業者覺得貿易摩擦已經不再,並開始加速進入中國。〉

文章開場就說,貿易戰爭、科技戰爭、新冷戰,或只是所謂的脫鈎,你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稱呼,反正中美之間的對抗早已兩敗俱傷。關稅已經上升,出口也已下降。即使他們已經恢復貿易談判,但仍然將對方企業列入黑名單。用美國前財政部長Henry Paulson 的話說:危險的是,經濟鐵幕將很快把世界撕裂。

但比較令人意外的是,金融產業卻正在逆轉這一趨勢。自貿易戰爆發以來,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金融聯繫反而更加緊密了,而且他們還更加密不可分。

多年來,西方的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只被允許持有中國合資公司的少數股權; 現在,中國正在給予外國金融公司更多的迴旋空間,自2018年中期以來,他們已經能夠擁有51%的控股權。7月2日,中國總理李克強表示,在2020年前金融機構將獲得全資控股權。

這並不是金融機構和貿易談判者,在宇宙中平行存在的唯一意義,中國也在使外國投資人,更容易進入其金融市場。自2018年初以來,他們已向中國股票投入了750億美元,在同一時期,他們卻從所有其他大型新興市場中,撤出了80億美元。

Goldman Sachs估計,未來十年,1兆美元將從國外進入中國的債券市場,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投資目的地之一。

所有這一切都是極為可能的,因為中國並沒有阻止外國人兌現匯出,儘管它對自己的公民實行極為嚴格的資本管制。隨著法規的鬆綁,投資者在其投資組合中的股票和債券,都按著MSCI的權重,加持了中國的部位。

幫助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在中國開展更多業務,並不是中國或西方的最熱衷事務,但對金融業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像Morgan Stanley(摩根士丹利)、BlackRock(貝萊德),以及Schroders(施羅德投資)這樣長期涉足大陸的金融機構,現在必須決定是否繼續前行。

有人擔心他們在中國缺乏影響力和人脈關係,例如,很少有保險公司喜歡與中國人壽(China Life)競爭,這可是一家擁有170萬銷售代理商的國營巨頭。外資銀行在中國的資產已飆升至6500億美元,但這個規模,仍然不到該國這個產業總價值的2%。

儘管如此,一些全球性金融機構,仍然很有可能在中國建立大規模商業發展基礎。HSBC匯豐是一家總部位於倫敦的亞洲公司,其四分之三的利潤來自香港和中國。AIA是一家美國企業,從美國公司AIG分離出來,是西方人壽保險公司的領導者。西方資產管理公司擁有長期績效記錄,以及中國機構所沒有的全球專業知識。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中國儲戶尋求全球多元化,這都有利於他們贏得市場份額。

中國必須進行這次市場開放。在過去的幾年,許多華爾街金融機構的老闆,已經從對中國愛不釋手,變成了討厭中國的急先鋒。因此,從戰術上說,中國這次有機會憑借美國的商業遊說,贏得有利的籌碼,雖然這種收益,可能與該國內部自己可以分贓的好處相形見絀。

西方金融機構,將推動中國不成熟但巨大的資本市場,提高其專業標準,而且可以更有效地分配資本,並從儲蓄中獲得更多的收益,這是一個肯定優先的事項。

中國現在需要的外國資金比過去更多,其經常賬戶盈餘,從2007年GDP的10%,已經下降到了去年的不到1%。如果沒有穩定的資金流入中國,人民幣可能會出現不穩定的下跌。

西方的一些政治人物認為,與中國的金融聯繫是一種背叛。曾擔任川普顧問的Steve Bannon曾經提過,將中國企業從美國證券交易所的IPO撤下。鷹派共和黨參議員Marco Rubio指責MSCI,竟將美國現金引入了中國共產黨擁有的國有企業口袋中。

事實上,更緊密的金融聯繫可能會產生有利影響,這就是為什麼像Mr. Paulson這樣的長期中國觀察者,如此強烈支持他們。當中國企業擁有外國股東或承銷商時,他們的謀略會發生變化, 因為他們會面臨更嚴峻的質疑,就像中國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在每次有關收益的電話會議上都會被提醒。

這些都不會突然將中國轉變為自由市場,但它將鼓勵其企業更加開放,響應市場信號,並尊重智慧財產。中國企業在國外使用西方銀行,就像華為一直使用HSBC一樣,它們不太能夠規避對腐敗制裁的全球監管。

文章最後一段提到,如果美國將中國排除在全球金融體系之外,那麼中國最終有可能建立另外一個體制,以取代這個自1945年以來就主導全球市場,以美元為基礎的規則,而這只會引發更廣泛的戰略對峙。

現在,儘管雙方貿易和科技存在彼此的敵意,但中國仍然歡迎外國投資者和企業,這值得慶幸。 建立起連接,遠比切斷它們可以獲取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