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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港兩場法治基因試煉

發文時間: 2019/08/06   文 / 周祖德洛杉磯 瀏覽數 / 10,500+

美國的「通俄門」調查和香港的「反送中」抗爭是完全不相干的兩件事,它們彼此之間如果存在著什麼共通性,那或許便是都在極限試煉法治基因。

先簡論美國。通俄門調查歹戲拖棚,調查結案,川普總統全身而退都4個月了,結果民主黨控制下的國會還在硬拗,將特別檢察官穆勒傳來問話,希望能有助於彈劾川普。這是穆勒承辦案件之後第1次被傳訊,沒想到表現得荒腔走板,75歲的他看起來已經提前罹患老人失智症,目光呆滯,數十次要求提問議員重述問題,對於調查報告上的內容也顯得絲毫不熟悉,令民主黨大失所望。

共和黨議員追問他,檢察官在起訴和不起訴之外,是否有權宣稱不起訴但也不赦免?美國正義原則是不是「推定無罪」?他啞口無言。普遍的結論是穆勒只不過是一個掛名領導,他事實上被10幾名手下所左右,而這些人均屬希拉蕊的人馬。這是法治底下的一齣政治鬧劇,所幸美國的法治基因相對堅實。

再看香港。已抗爭兩個月、民憤激烈的「反送中」事件,涉及香港特區政府提交給香港立法會審議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俗稱《逃犯條例》或《送中條例》,目的是便於向大陸、澳門和台灣等司法管轄區移交嫌疑人。這個草案源自於去年發生的香港人潘曉穎命案,其情侶嫌犯陳同佳也是香港人,陳在港已經承認在台灣旅遊時殺害潘,然而現行香港法律卻無法向台灣當局移交嫌犯,因此修例有其必要。而於此同時,現行逃犯移交條例不涵蓋大陸及澳門,也存在著缺憾,於是港府便要求同時針對陸、澳、台修訂該條例。

這個立法意旨表面良好,但是問題不出在送台和送澳,而出在送中。客觀分析,之所以送中會是一個問題,是因為大陸的法治與人權情況和香港相比,歷史傳統和發展階段都頗有差異。去年香港大學發表香港價值調查,市民認為司法獨立、社會公義、治安和法治屬於最為重要,這是必須正視的香港特殊民情。反觀大陸,人權偏重於經濟性質,對於司法獨立,人大和司法界都公開反對,換言之,必要的政治介入司法可以得到默許。

既然中、港法治時空區隔,香港從商界、法律界、宗教界到學生於是普遍對送中存在憂慮,所透露的關切點具體包括了修例之後香港司法管轄權的實質前途如何?大陸是否會羅織罪名施壓引渡香港人和各國訪港旅客?以及被送中嫌犯是否會在大陸面對長期羈押、刑求和不公平審判?一言以蔽之,這條法例會不會演變為法治潰堤的先聲?

港人沸騰更由於特區政府推動修例過於求快,刻意忽略必要的民主過程和程序正義,因而坐實了修例一過,香港民意和人權必將從此飽受衝擊的擔憂。如今港府雖然讓步,宣布修例暫緩,但港府壓制抗爭、使用警力的手段似乎明顯過當,執法行為甚至於可能涉及包庇黑社會任意暴打平民,況且香港又存在著全球最嚴重的裙帶資本主義,和每5個港人就有1人墜入貧窮線下等的不滿內因,凡此種種導致8月5日全港爆發罷市、罷工、罷課。

這樣的試煉是九七回歸以來前所未有,如果不幸而香港法治體系和金融中心兩大支柱的信心基因結構潰散,香港命運便會動搖。

(作者為美國律師,曾在香港執業)

(原文刊載於2019年8月5日《中時》;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