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壇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子導覽列
首頁 > 人物 > 丁學文台北 > 全球經濟的陌生新規則/香港與新加坡的雙城故事
解讀《經濟學人》10.12出刊

全球經濟的陌生新規則/香港與新加坡的雙城故事

發文時間: 2019/10/15   文 / 丁學文台北 瀏覽數 / 39,450+

一起看看2019年10月12日 的《經濟學人》雜誌內容。

這是一期畫中有話的封面設計,在鮮黃色的封底前,我們看見的是一個被設計成魔比斯環(Moebius Strip)形狀的地球儀,上面一排黑色英文大字:「The world economy’s strange new rules」(全球經濟的陌生新規則)。封面最下端還特別標注了紅色的「A SPECIAL REPORT」(一個特別報導)。顯而易見,《經濟學人》這期的重點,正是在探討現今全球經濟體系面臨的新亂局。

圖/2019.10.12出版的《經濟學人》。取自《經濟學人》官網

那什麼是魔比斯環(Moebius Strip)呢?這是由德國數學家August Möbius 和天文學家Johhan Benedict Listing 在1858年獨立發現的。魔比斯環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是一種只有一個面和一條邊界的曲面,顯示的正是一個無窮無盡的循環。有人把魔比斯環又叫做死循環,形容它是詛咒之環,因為一旦一個信念系統建立起來之後,你將永遠無限循環的在這個信念裡游走,除非你懂得解除魔比斯環的詛咒,否則你將永遠循環在此詛咒中。也就是,即使你感覺你又走上了曾經走過的路,但也不再是曾經的那條路了。

這聽起來有點玄,但確實恰恰可以形容現今全球經濟這種看似熟悉,卻又處處充滿陌生與矛盾的新亂局。

《經濟學人》極其重視這次的封面故事,共用了九篇文章,包括緒論第一篇第13頁的主文、第44頁後的特別報導七篇文章,以及第72頁的Free Exchange 自由廣場專欄,分別從通貨膨脹、富裕國家、科技創新、供給側、新興市場、全球化及中央銀行,嘗試帶我們一窺全球經濟運轉的根本變化。

讓我們談談緒論的Summary主文,大標題:〈The world economy’s strange new rules〉(全球經濟的陌生新規則);小標題:〈經濟體系運轉的方式已經發生根本的變化,經濟政策必須跟上。〉

文章提及,富裕國家的經濟體系運轉,是包含著十多億的消費者,和數以百萬計的企業共同決策的。但是,其中還有試圖操縱經濟體系的公家機構,這包括制定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和決定國家歲入歲出的財政部門。在過去30多年,這些機構一直遵循著既定規則運作。以政府為例,它希望蓬勃發展的就業市場能夠為它贏取選票,但如果經濟過熱,又擔心通貨膨脹失控。 因此,在歡樂派對太熱烈之前,會需要獨立的中央銀行能夠拿出拳頭降溫。

我們借用曾經的美聯儲(聯準會)負責人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那段令人熟悉又充滿諷刺的話語,應該以工作分工看待:政治家關注國家的長期規模和眾多其他的優先事項;技術幕僚則應以靈活的手段,控制好商業週期的節奏。

如今這個井然有序的安排正在崩解。正如這期特別報導所說的那樣,比較低的失業率會與比較高的通貨膨脹之間有聯繫,這個假設已經斷裂;即使通貨膨脹已經低於中央銀行目標,大多數富裕國家仍在享受就業熱潮。美國的失業率為3.5%,是196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但通貨膨脹率僅為1.4%。

但利率如此之低,以至於中央銀行在經濟衰退時,幾乎再也沒有削減利率的空間。即使今天,仍然有一些國家在嘗試通過量化寬鬆(QE)來支持需求,也就是購買債券。這種奇怪的狀況,曾經看起來是暫時的,但現在好像已經變成新常態。最終,經濟政策運作規則仍然需要重新起草,尤其是中央銀行和政府機關之間的分工。雖然還沒有形成危機,但這個過程已經充滿未知與困擾。

經濟政策的新時代,起源於2007-2009年的金融危機。中央銀行採取了許多臨時和特別的措施,例如量化寬鬆,以避免經濟進入蕭條。但是自那以後,很明顯,深層次的力量開始發揮作用。 當低失業率時,通貨膨脹率不再如預期的上升,部分原因是大眾已經能夠接受價格適度上漲,而且全球供應鏈,也讓產品價格並不總是和當地的勞動力市場狀況相關聯。

同時,過多的儲蓄和企業不願投資更導致利率下降。 全球的儲蓄慾望如此之高,以至於現在,總價值15兆美元的投資級別債券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收益率是負的,這意味著你借錢給別人還必須支付費用直到到期。

經濟學家和官員一直在努力適應這些情況。2012年初,大多數美聯儲官員認為,美國的利率將穩定在4%以上。僅僅八年,利率變為1.75-2%,而且還是G7集團中最高的。十年前,幾乎所有的決策者和投資者都認為,中央銀行最終將通過出售債券,或讓其持有的債券到期,來調節量化寬鬆,但現在這項政策看來似乎變成永久的了。

美國、歐元區、英國和日本的中央銀行總資產負債表,已經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5%以上;急於推動通貨膨脹的歐洲中央銀行(ECB),正在重啓量化寬鬆;長久以來,美聯儲一直在設法縮減資產負債表,但自9月份以來,由於其向不穩的貨幣市場注入了流動性,其擁有的資產價格又開始增長。美聯儲主席鮑威爾(JeromePowell)10月8日證實,這種增長將繼續下去。

這個新世界的隱含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隨著各國央行無法找到刺激經濟的方式,更多的重擔將落在減稅和公共支出上。既然利率如此之低或為負,那高公共債務更具可行性,特別是,如果將借款用於為促進增長的長期投資(例如基礎設施)的話。

然而,最近的財政政策卻混亂不清,有時甚至具有破壞性。德國未能改善其腐爛的道路和橋梁; 英國在經濟疲弱之際,於2010年代初期大幅削減了財政預算,而缺乏公共投資,是英國生產率長期低迷的原因之一;美國的赤字已經高於平均歷史水平,但卻還在為企業和富人減稅,而不是進行道路維修或推動綠色電網。

儘管在位政客正在努力找到部署財政政策的適合方式,但那些尚未上任的政客,卻還是將央行視為最方便的現金來源。現代貨幣理論有一個古怪概念,而且正在美國左翼愈來愈流行,它認為,只要中央銀行保持寬鬆、低通膨,就可以讓政府沒有成本的擴大政府支出。

英國反對黨工黨甚至希望利用英格蘭銀行,成立一個投資委員會,去指導貸款發放,這可以把總理、商務部長和英格蘭銀行行長,三者角色合而為一。

與此類似,中央銀行開始侵犯財政政策,即政府機關的權限。日本央行持有的大量債券,支撐了公共債務接近GDP的240%;在歐元區,量化寬鬆和低利率,為負債累累的南部國家提供了預算救濟,這引起了北部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和前任官員,在本月對中央銀行的猛烈攻擊;歐洲央行前任主席德拉吉(Mario Draghi)已公開呼籲,歐元區應採取財政刺激措施;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央銀行需要一些財政手段拉動自己。

把貨幣和財政政策融合為一存在危險,這就像政治家很想干預中央銀行,技術官僚伸手干預政治家才能做的決定。如果他們可以控制財政,那請問他們應該給窮人多少錢?他們可以進行哪些投資?而經濟體中有哪些部分又是屬於國家?

文章最後一段提到,在經濟低迷時期,政府機關或中央銀行都需要推動迅速、有力,但有所節制的財政刺激措施。 一個方法,是提升政府自發性的財政穩定機制,例如失業保險,如果經濟停滯,這可以減少更大的赤字發生。另一個方法,是給中央銀行一種財政工具,但不是讓它重新分配貨幣,這樣才不會像在印刷機上瘋狂印鈔。例如,在經濟下滑時,將等額的款項轉入每個成年人的帳戶中。

每個方法都會帶來風險,但舊的安排已經不再適用,必須為當今陌生的新世界,重建引領經濟的機制。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香港與新加坡這兩個亞洲金融中心的此消彼長。文章在亞洲板塊第四篇第51頁。大標題:〈A tale of two cities〉(雙城故事);小標題:〈新加坡從香港麻煩獲利,但這個島國也有一些自己的棘手問題。〉

文章開場白就說,無論你從什麼角度看待香港目前的情況,是爭取正義的抗爭,還是一種肆意的暴亂,如果要說有一個地方可以因此獲利,那這個地方,就是亞洲另一個以華人為主,同樣是個金融、商貿以及航運中心的新加坡。

這兩個地方有很多相似之處。以商業為例,兩地都有類似的親商政策,政府條例簡明有效,也具有清廉的文官系統,在這方面,根據世界銀行對190個國家的評分,新加坡名列第二,而香港第四;兩者都以法治和極少的街頭暴力而自豪。

但《經濟學人》指出,過去四個月發生的一切,已經對香港的聲譽留下凹痕。很多商鋪因為示威而提早關門,或甚至因為地鐵停開而全日關門。街頭的混戰、催淚瓦斯以及對店鋪的搗亂,有時候讓香港看來更像一個無政府狀態,而不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已有跡象證明,香港人開始把錢轉移。高盛8月份的分析發現,港幣銀行存款已經出現淨流出,兌換成新加坡幣。分析估計,有30至40億美元的存款,已經從香港流入新加坡。

就像大陸,新加坡對香港的富豪一樣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喜歡在新加坡投資房地產,這些投資有時可被視為一個藏金庫。從2017年開始,大陸的買家已經在新加坡購置了1000個私人住宅,儘管該國向外國的地產投資,附加20%的印花稅(stamp tax)。

但有一個更大的未來圖像正在形成,那就是從香港轉移到新加坡的金融機構長期性活動。要知道,香港的金融業,本來就已經開始受到一些大陸城市,如上海和深圳,甚至其他國家,如新加坡、雪梨以及東京的激烈競爭。

新加坡在資產管理服務方面早已領先香港,2018年年底計算,新加坡的資產管理有3.4兆美元,而香港則有3.1兆美元。就算對中國的超級富豪而言,香港也因為跟大陸的關係密切,而讓他們心中不安。

令人對香港擔憂的,就是它會在其他金融活動方面逐漸失去優勢,包括投資銀行以及證券交易。港交所決定放棄收購倫交所,反映了香港失去鞏固本身地位的契機。如果目前的狀況持續下去,中港關係將注入永久性的毒藥,香港面對的危機,將遠遠大過新加坡的獲利。

《經濟學人》又指出,新加坡和香港長期以來各有一個相互匹敵的政治模式。簡單而言,新加坡是一個不自由的民主國家,香港則是一個自由的專制制度。前者政府由一個自由的選舉產生,但嚴苛的法律卻限制人民的自由,包括上街示威;後者的行政長官卻由一千多人「選出」,立法會只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安排,但人民卻擁有言論和集會自由的傳統。

早前香港舉行世界反極權遊行,有多個國家響應。新加坡的海峽時報好像一點也不感到尷尬的報導了這個消息,它的標題是〈世界反極權日:新加坡不准人民遊行〉。此外,一名應該是新加坡的青年,在香港示威群中舉起一面紙牌,上面寫著:不能讓香港變成另一個人人生活在恐懼中的新加坡。

親新加坡政府的評論很快就譴責這名青年,但今年7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75%的新加坡人同情香港的示威者。

一名海峽時報前編輯在香港的南華早報撰文指出,很多新加坡人都認為,香港的領導人未能有效的制止這場抗爭浪潮,有些則認為經濟問題才是根本的因素,例如高昂的房地產價格。

《經濟學人》指出,這些的確是港人不滿的原因,但港人同樣不滿被困在一個多年來都是只能准許一種聲音的政治制度,而這正也是有些新加坡人的同樣感受,儘管他們生活在另外一個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