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壇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子導覽列
首頁 > 人物 > 丁學文台北 > 2020年代的CEO面相/香港經濟的三大打擊
解讀《經濟學人》2.8出刊

2020年代的CEO面相/香港經濟的三大打擊

發文時間: 2020/02/11   文 / 丁學文台北 瀏覽數 / 14,100+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2020年2月8日的《經濟學人》雜誌內容。本週《經濟學人》仍然有兩個封面故事。在全球版本的封面故事上,想要探討的是隨著CEO的管理工作愈來愈難,新時代的CEO該如何與時俱進。在封面設計上,我們看見一個由不同色塊的五個臉孔組合而成的人臉拼圖,透過這樣的表述,《經濟學人》企圖讓我們知道新時代CEO的複雜面向。

仔細一看,露出青色額頭的是Netflix的CEO Reed Hastings;左側的藍色眼睛是Apple的CEO Tim Cook;右邊的則是Facebook COO Sheryl Sandberg;中間抿嘴微笑的是Amazon的CEO Jeff Bezos;最下面被遮去了大半個臉龐,只剩下巴的,就是現在最被視如敝屣的WeWork的前CEO Adam Neumann。

封面上方兩排字體,大的黑字:「Meet the new boss」(見見你的新老闆);小的紅字:「What it takes to be a CEO in the 2020s」(如何能成為2020年代的CEO)。

2020.2.8出版的《經濟學人》。取自《經濟學人》官網圖/2020.2.8出版的《經濟學人》。取自《經濟學人》官網

《經濟學人》用了四篇文章,討論這個管理學上的新議題。除了封面故事外,它在第64頁的Briefing專文,以〈Take me to a leader〉(讓我成為一個領導人),告訴我們獵人頭公司能提供的價值不高,但為什麼這個產業卻愈來愈被需要。在商業板塊第一篇第57頁,《經濟學人》以〈USA Inc ascendant〉(美國企業的優勢),分析為什麼經過驚濤駭浪的一年,美國企業開始準備反彈。在第58頁的〈Tech successions〉(科技接班人),談論的則是四大科技公司接班人的討論聲音,為什麼愈來愈大。

在美洲版本的封面設計上,《經濟學人》則是玩弄了美國民主黨黨徽一把。我們看見一隻象徵民主黨的藍紅驢子,除了眼露無奈與驚恐外,整個身軀被一分為二,上半身向左,下半身向右,撕裂的中間勘上了一排黑字:「State of the Democrats」(民主黨現狀)。

除了緒論第二篇第十頁的文章,《經濟學人》還在第17頁的Briefing專文,用標題〈Iowa and after〉(愛荷華之後),告訴我們民主黨現在的紊亂分歧,以及方向的不確定。而在美國板塊第二篇第34頁,《經濟學人》則明確認為,這個最老最左派的Bernie Sanders(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將贏得勝利。

事實上,在美國,隨著美國總統初選的展開,《經濟學人》嘗試看清楚民主黨目前的狀況。所有競選活動都指向,結束川普的為所欲為,是所有初選候選人的首要任務。但在New Hampshire(新罕布夏州)的初選中,《經濟學人》發現,這些人連應該向美國選民明確提出他們能夠用什麼取代川普,都存在分歧。

激進的左派認為,美國既然已經不再為全世界努力,就應該進行根本性的重組。改革派則認為,進行漸進修整即可,而更多的候選人則像騎牆派一樣兩邊觀望。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改革派都占優勢,他們比較有可能拉下川普,並把工作做好,最重要的是,怎麼處理好美國現在實際的問題。

讓我們先從全球版本的封面故事開始,文章在緒論第一篇第九頁,大標題:〈Management in the 2020s〉(2020年代的管理);小標題:〈看看新的老闆,管理規則已經翻頁,CEO們需要重新適應。〉

文章說到,表面看起來,這是一個企業老闆的黃金時代,CEO擁有無比巨大的權力。美國前500大上市公司的CEO擁有超過2600萬名員工,企業獲利很高,而且經濟轟隆作響。他們的薪水令人眼紅,這些CEO薪資的中位數,每年高達1300萬美元。到了2023年,Alphabet的Sundar Pichai將獲得一筆價值高達2.46億美元的酬勞。

失敗風險還算可以接受,CEO在任何一年被解雇或退休的機會,大概只有10%,即使他們常常以令人失望的業績表現落荒而逃。Ginni Rometty在過去四年中,讓IBM的股價從股票市場下挫202%之後,終於在4月離開了崗位。Adam Neumann將資金豪擲在私人飛機上,並讓WeWork虧損40億美元後,於去年慘遭罷免。最諷刺的是,光處理這些失職CEO的會議,就占用了這些CEO們工作時間的三分之二。

但同時間,CEO們紛紛表示這項工作愈來愈艱難。大多數人將矛頭指向「破壞性創新」,使得競爭變得更加激烈。但事實上,他們這麼埋怨已經很多年了。實際上有數據證明,隨著美國經濟的僵化,大企業仍然可以長期持續贏得高額利潤。儘管如此,CEO們說的仍然是正確的,事情已經有所改變,工作的本質已經被破壞了。

尤其現在,CEO對大型企業的控制機制正在失效,企業應該在哪或為何而運作,這些客觀條件也在不斷變化,這對企業以及想要攀登企業內部階梯的人來說,都影響重大。

這個世界沒有比管理學更吸引眼球的議題。即便如此,研究表明,美國企業的領導力在企業盈利的權值貢獻上只占了15%,但董事會和人力資源部很難判斷誰能把工作做好,因此他們傾向於做出保守選擇。於是,大約80%的CEO來自公司內部,一半以上是工程師出身,或擁有MBA,雖然已經有緩慢變化,但目前多數仍然是白人和男性。

這些小圈圈的精英階層正面臨著巨大的變化,而且是從他們怎麼控制企業開始。自從Alfred Sloan在1920年代改造通用汽車以來,CEO一直控制著實際的投資以及資本的分配。企業和CEO對特定的資產、員工、產品和產業信息,擁有清楚定義的管理模式。想想Jack Welch,他在1981年至2001年間經營通用電氣時,怎麼開通和關閉工廠,怎麼買賣旗下各個部門,以及,他怎麼無情地控制所有的資本運用。

在S&P 500企業中,有32%的企業對無形資產的投資大於有形資產,而S&P 500企業市值的61%,屬於研發(R&D)、客戶關係、大數據,甚至品牌。有關CEO的投資決策與投資成果之間的關聯性,不但不可預測,而且不透明。

同時,企業的邊界以及首席執行官的權限愈來愈模糊。Uber的400萬名司機既不是員工,也不是像Apple供應鏈中的那些數百萬的工人,但他們卻是企業的關鍵。去年,大企業在一些強大的雲服務上花費了320億美元,在全球工廠和辦公室裡置入了數十億個傳感器,並將收集的信息,直接傳送到供應商和客戶手中。各地的中層經理,可以輕鬆在社交媒體上與客戶談判生意。

即使我們重新定義CEO的權限,「企業在哪裡」經營也在發生轉變。好幾代的老闆們響應了「走出去」的呼籲,但在過去的十年中,跨國企業在海外的盈利下降了,平均資本回報率僅為7%。貿易緊張,意味著CEO面臨著撤回本國,或重新設計供應鏈的未來,大部分企業才剛要開始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最後一個變化,超越了企業存在的目的。正常來說,他們應該為所有者的利益而運作,但來自政府的壓力愈來愈大,例如桑德斯和沃倫等政界人士,都呼籲高管人員要照應員工、供應商和客戶。對底層而言,客戶和年輕工人也要求企業對社會問題表態,Alphabet就面臨著員工不間斷的抗議行動。

CEO正在努力進行新的管理方式。Netflix的Reed Hastings就倡導著一種積極的自治管理,員工可以自行決定需要花多少經費,而且無需進行正式的績效評估。這種想法,在大多數企業將造成混亂。

其他企業則重新啓用1980年代那種名人效應的狂熱,用以維護權威。有時候它有其作用,Satya Nadella就使用「同理心式領導力」重建了微軟,但情況並非總是盡如人意。Neumann在WeWork那種奇特的享樂工作方式,就以慘敗告終。通用電氣公司的前任老闆Jeff Immelt,就被暗指是一場成功的表演,因為他讓現金流量下降了36%,只為了讓自己成為jet-setting明星(諷刺坐著私人飛機到處參加宴會的富人)。

為了表明他們的決心,CEO們常常公開表態支持墮胎和槍枝管制等問題。但危險之處,就是他們的虛偽。Goldman Sachs高盛證券的CEO希望「提升所有人的經濟進步」,但因其在馬來西亞1MDB的腐敗醜聞,就面臨了巨額的罰款(註1)。

註1:1MDB,亦即馬來西亞的國家主權財富基金「一馬發展公司」的簡稱。1MDB案是自馬來西亞獨立以來最大型的貪腐醜聞。1MDB成立於2009年,亦是納吉成為首相的一年,公司直接向首相負責,並以發行債券的方式籌集資金。成立目的,原是為了吸引海外投資及推動國際發展計劃。但是公司成立後至2013年之間,政府官員與內部人員等,卻多次利用1MDB轉移資金,盜用資產。

那麼,要成為2020年代的企業領導者,又有什麼條件?每個企業都不同,但那些雇用CEO,或有志成為CEO的人,應該追求某些品質。

文章最後一段提到,理想的CEO,必須聰明掌握分配資源時的平衡,和激勵團隊時的堅決,能夠掌控好企業之間的數據流動,才能做好各路人馬的合理安排。還是有一些企業居於領先指標的,像是Amazon,他就同時監測著企業運作大約500個可衡量的工作指標;但大多數CEO,仍然半夜還在處理他的電子郵件。

最後,CEO們需要明白,一家企業應該為股東的長期利益而服務,但那並不意味著你可以頤指氣使或短視近利。例如,再明智的業務都應該面對諸如氣候變化這類的風險,但這並不意味著應該畏手畏腳。2020年代CEO們,將因為自己的企業業務忙的不可開交,所以也不要妄想參與國際事務或政治事務。而且,如果在會議之間,您發現有空檔可以在4萬英尺高空抽大麻,你要小心,不要被逮到。

接著,我要分享的第二個重點,是歷經磨難的香港。送中示威還沒有落幕,武漢病毒緊跟而至,香港的經濟與金融地位何去何從?

《經濟學人》用了兩篇文章解讀,除了緒論第三篇第11頁,還有財經板塊第一篇第67頁〈A train of troubles〉(一列載滿麻煩的火車)。我要細讀的是緒論的文章,大標題:〈Three strikes〉(三個打擊);小標題:〈香港的經濟正處於危險之中,但其龐大的金融體系和貨幣掛鈎體系,則不會受到影響。〉

文章一開始說,許多香港犯罪分子入獄服刑,償還對社會的責任時,都會被派去製作一些對社會有用的物品,例如路標、制服、傢具或手術口罩,這些物品這一次派上了用場,覆蓋在這座城市街道上每個人的臉上。為了阻止這個已經感染了28,000多人的武漢冠狀病毒,他們被要求全天候加班工作,讓口罩產量能夠再提高60%。

令人難過的是,那不過是這座在城市中努力擴張的企業,最近遭遇的三個打擊當中的一個。由於貿易戰和反政府的抗議活動,香港的GDP去年出現了十年來的第一次下降。現在,冠狀病毒構成了第三個巨大威脅,部分經濟學家已經把香港的經濟增長預期,下調幅度超過了內地。

香港的經濟情況一向受到國際關注。巨大的資本透過它的資產管理市場,以及跨國銀行間,流入和流出。現在,部分投機者開始對它的金融可靠性感到不安,並對其高昂的房地產市場(十年內價格翻了三倍),以及總資產規模已經占據香港GDP高達845%的銀行體系感到不安。

去年,隨著抗議活動的加劇,香港自1983年以來一直與美元掛鈎的貨幣體系,也開始不尋常的受到追捧,香港的貨幣體系官員,曾呼籲大家不需要擔心。但是,只有在大家都懷疑事情真相時,官員才需要出來說這些話。

對香港經濟感覺擔憂是有道理的。這個城市的價值取決於它的開放,和臨近中國的特殊經濟優勢。它既是一個轉運口,又是一個聚攏地;在這裡,人們可以從四面八方齊聚一起,完成業務運作。它的繁榮發展,來自人們可以在這裡自由互動,但病毒也是如此。所以為了阻止武漢疫情的擴散而要求遊客離開,人群聚集也會讓香港經濟陷入癱瘓。

達志影像提供圖/達志影像提供

不幸的是,香港政府在需要特殊安排時,凸顯了它缺乏主權的遺憾。由於在處理社會動蕩時,失去了香港公眾的信任,現在的它很難說服人們,它正在盡一切努力遏制這個疾病。

一些醫院的工人開始罷工,他們要求完全關閉所有與大陸間的邊界關口,更有部分人對口罩的短缺感到愈來愈憤怒。一個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會建議人們,除非你生病,否則沒有必要每個人都戴口罩。但這樣的建議,在香港會遭到嘲笑。它的口罩早已供不應求,因為香港政府早已失去了人們的信任。

然而,這些對香港本地經濟的合理擔憂,並沒有擴展到金融或貨幣體系。正因為香港房地產和金融體系早已與當地經濟部分脫節,所以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沒有受到這些困境的影響。香港銀行體系之所以可以增長這麼大規模,部分原因,是它們是為那些具備全球企圖心的大陸企業,提供全球化的服務,而這些企業的命運,是由香港以外的地區變化所決定。這些存在香港的貸方,不但資本充足,而且他們的抵押貸款,也一貫受到了嚴格的控制。

香港匯率的聯繫制度,已經得到有力加強。狹義來說,它的外匯存底,是其貨幣供應量的兩倍。基本上,當資金流出,港幣有貶值壓力時,銀行可以在美元用完前,先把過多港元賣給香港貨幣當局以換回美元,讓港幣順利從市場回收。而實務上,在那之前,香港利率就會開始進行攀升。

如此一來,會使持有香港貨幣更有回報價值,但和其對做的成本則更加昂貴,這難以避免會給經濟帶來痛苦。但為了確保貨幣聯繫制度存在,香港政府必須忍受比投機者更長的痛苦時間。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雖然隔夜利率短暫達到280%,香港就成功展現了它能夠堅持到底的能力。

當時成功的匯率聯繫制度,也可能在未來的測試中倖存下來。香港已經成功建立了一個能與國際投資者抗衡的能力,以及其可靠的信譽。但香港政府竟然把這些得來不易的聲譽,和自己的人民隔離了開來,真是可惜。

以上就是這期《經濟學人》的部分內容分享,2020年注定黑天鵝到處飛,希望大家沈住氣,看清前方,心懷正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