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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關懷 世變——與思想史家林毓生的對話

發文時間: 2020/08/30   文 / 周天瑋洛杉磯 瀏覽數 / 32,950+

五之一: 我比慢


2008年5月李歐梵教授夫婦(左一和左二)在香港九龍介绍林毓生(中)和作者(右一)認識。(圖/周天瑋提供)圖/2008年5月李歐梵教授夫婦(左一和左二)在香港九龍介绍林毓生(中)和作者(右一)認識。(圖/周天瑋提供)

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教授是當代極為罕見而寶貴的思想史家,他嚴謹銳利,洞察精微,跨學科而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我私淑多年,細品其論述與治學精神而獲益匪淺。

2008年5月26日,與他同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李歐梵教授,在香港九龍很正式地應我所求,約我和林先生夫婦餐敘,介紹認識。林先生在見我之前,讀了我轉為求教的書:《蘇格拉底與孟子的虛擬對話:建構法治理想國》,見面便讓我知道,他肯定這本書。那天暢敘因緣,賓主盡歡。會面後李歐梵教授一邊乘著扶梯上地鐵站,一邊和我說,他認識林毓生先生這麼多年,凡是和林見面的人,沒有作品不遭到他率直批評幾乎到一無是處的,你們能夠相談融洽,是難得的例外。

海耶克高舉的火炬

我很僥倖。也許是由於這層特殊的投契,我和林教授一直保持很難得的忘年之誼,後來在上海、杭州和臺北,我都一直把握機會當面討教,在美國也通電話。他曾經特別到上海陸家嘴舍下小聚,吃過一碗江南餛飩;我專程到中國美術學院聽他演講,也讓他在杭州西湖畔請了一頓便餐;我們很巧都喜歡台北福華大飯店的蓬萊邨台菜。

做為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家,林先生同時在西方文化思想以及社會科學擁有深厚的背景和洞察。我因為從社會科學進入史學與哲學,對國學、法哲學以及比較法學下過若干程度的苦功,所以而有幸切入彼此的共同語言並得其青睞。我和他的背景十分不同,可回憶起來,似乎是從大學時期一點一滴步步累積而最終都聚焦在自由與法治這個由上個世紀主要的思想家海耶克(F.A.Hayek)(或譯為哈耶克)重新高舉的火炬底下,而雙雙深受感動。

「在所有的時代裏,自由的真誠友人,向來是很少的。」海耶克在著作中時常引用這句艾克頓公爵(Lord Acton)的名言。林毓生喜而轉述,發人深省。

去年夏天我特別去丹佛市探望,林毓生因為罹患失智症,當時已經從威斯康辛州麥迪遜校區遷居,入住了女兒家附近的名稱是貝爾佛(Balfour)河岸公園療養院,他的妻子宋祖錦女士悉心照料,但是生活必須由專業護理攙扶打理。

8月9日,我從洛杉磯去兩天,到貝爾佛看了他三回,每回都不能夠超過兩小時。林的精神好,但不能長談,必須多休息。他往事記得很清楚,可是對新近時事,雖然很關懷,可不太能如以往保持高度涉獵。最主要的困難是,他行動不便,必須靠輪椅,而每從座椅換到輪椅,或從輪椅換回座椅,因為患病而功能不靈活,十分費事。

美國丹佛市貝爾佛河岸公園療養院。(圖/周天瑋提供)圖/美國丹佛市貝爾佛河岸公園療養院。(圖/周天瑋提供)

今年美國COVID-19疫情嚴重,特別是在療養院擴散很快,令人擔心。很幸運的,是恰好在二月間疫情大爆發前,林教授才剛剛由於病情需要而轉診到一家丹佛市服務更齊全的療養院。這家療養院雖然也有老人遭到感染,但迅速進行隔離。林先生出現感冒發燒的癥狀,也被列入隔離,院方妥善照料,大約兩個星期便隔離解除。他目前每週有兩次到三次能夠和他的老伴在院內見面,但是失智症已經令他不能十分理解當下周遭發生的事情。

說到這裡,我不禁慶幸去年夏天及時去看他,如果當時耽誤一下,今天能不能做這樣的比較深入的探訪和談話,並留下歷史記錄,就沒有把握了。

轉診幸運避開一劫

今年86歲高齡的林毓生出身於臺灣大學歷史系,得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哲學博士,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從1994年起便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榮譽教授,著作有: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中譯為《中國意識的危機: 「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並有日、韓文等譯本)、《思想與人物》、《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理念與實踐》、《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以及去年六月才在臺北聯經出版的《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等極有份量的著述。

思想史不是詩歌,不是一個教人感動的學問,但是讀林先生的著作,久而久之,能夠讓人感受到他深藏在內在底蘊中的那一份熱情與冷靜,彼此相互激盪而相得益彰,在知性的饗宴中可以從而品嚐出理念與價值的醇美。

有一回我在讀他的作品的同時巧合地也在聆聽蕭邦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的第二樂章,而意外地感受到兩個作品之間奇妙的契合。那是一首不妨可以主觀演繹為屬於思想家內心世界的樂曲,深邃雋永而跌宕起伏。思想家的節奏也恰恰如同這一首曲子為小慢板,這使我聯想到了林毓生治學的一大堅持:「比慢,不比快」,是為一絕,是為對知識嚴肅的好奇心,是為「有所不為」,是為深思的專注,令人尊敬。

對一個思想家而言,這一首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的演奏版本,我最欣賞的是著名鋼琴家波格雷里奇(Ivo Pogorelich)與芝加哥交響樂團的合作。他對這個小慢板樂章的詮釋用了10分鐘3秒,他的技巧與表現手法都比較獨特。另一位著名鋼琴家艾希克納茲(Vladimir Ashkenazy)的演出有過9分鐘9秒;波格雷里奇較慢,但是卻更為陽剛而果決。當今鋼琴女王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的版本只用了8分鐘43秒,速度較快,而且語言浪漫一些。

三者不分高下,但是我無意中選擇了速度最慢的。

                                                                                                                                                          

五之二:對一生最大的影響

林毓生見我來,心情很愉快,見面一開始我沒有把握他能不能承擔思想性的談話,所以便決定先從他的早年回憶著手,沒有料到林先生很享受這些回憶,而且能夠敘述到這麼許多細節。

周天瑋關於林老師幼年的生活,一般了解的比較少,願意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嗎?

林毓生:好,我讀過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那是全國最好的中學。我最懷念中學老師康其珏,有愛心,美術女老師,漂亮,穿藍布大褂,教勞作。白蓉芬是小學級任老師。中學的國文教師是北師大副教授,名字不記得了,他要我們利用中午時間去琉璃廠看書,我就去看胡適和夏丏尊,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五四人物,胡適之的東西通暢易懂。北京風氣非常淳厚,當時外面不是這樣的。

我父親在山東、東北和天津做陰丹士林,在商業上很成功,富有,家裡住的長廊上,雕樑畫棟,富麗堂皇,但家教非常嚴,家中有女傭,張媽原來是八旗貴族,拿內務府皇糧的,後來沒落了。我是家裡的二少爺,張媽是大腳,清潔四合院並照顧我。她把我當作自己的孩子一般親切,她是貴族出身,非常講究乾淨。

林毓生去年夏天與作者會面的時候。(圖/周天瑋提供)圖/林毓生去年夏天與作者會面的時候。(圖/周天瑋提供)

有一天張媽送我出門上學去,我那一年小學六年級,我都是一早就上學,要做第一個去敲校門的。結果發生了一件事,對我造成一生最大的影響。

我在路邊看到一個人凍死在那裏,當時政府對下層人沒有照顧,有人凍死,我很震驚。我剛開始不敢看,後來又回頭看,於是我的愛國民族思想紮根了。我家裡錦衣玉食,怎麽竟然會有人凍死?我在小學六年級發願要把中國弄好,不要再有人凍死。我後來的著作,都受到這個經驗的刺激。印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也有類似的經驗,他是婆羅門教裏面最高等的階級的孩子,因為看到了一個untouchable(不可接觸的賤民),也發了心願。

有人凍死,我很震驚

1948夏天,228之後,我們家到臺灣,當時住在中山北路二段26巷13號,我到北投初中插班。北投與臺北之間有小火車,有一天下課,我在後火車站下錯了車,問路,那一段時間臺灣人對於大陸人有歧視,我迷路了,他們卻故意叫我往相反的方向走,結果我越走越黑,最後才好不容易轉回頭,終於到家。這個事情給我留下很不好的印象,這跟我幼年的北京完全相反,北京雖然因為政府做得不夠,有人意外凍死,但人情非常溫暖。

(這裡林毓生又接著說了另一段關於問路的故事)

林毓生書寫已經有些吃力了,但是力抗病魔。(圖/周天瑋提供)圖/林毓生書寫已經有些吃力了,但是力抗病魔。(圖/周天瑋提供)

大傳統與小傳統是美國人類學家瑞德斐(Robert Redfield)提出來的(按,他在1956年出版的《農民社會與文化》中提出的一種二元分析的框架,用來說明在複雜社會中存在的兩個不同文化層次的傳統),瑞德斐做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的時候,他的兒子詹姆士瑞德斐從牛津大學留學回來芝加哥,我成為他的學生,他指導我讀柏拉圖。我們社會思想委員會只有25個學生,所以彼此關係很親近。詹姆士和他的母親Margaret(瑪格麗特)曾經被福爾布萊特獎學金送去北京,他們在北京的經驗說給我聽過。

當時瑪格麗特去的時候,北京還有一年就要丟了,但社會還挺有秩序的。

瑪格麗特的父親是芝加哥學派創始人Robert Park,費孝通留美時是Robert Park的學生,與中國很有淵源。我到美國第一年的暑假,Robert Park邀請我去Vermont渡假。渡假去了一個月,所以我成為瑪格麗特的朋友。她寫信給Mary Wright,耶魯大學教中國史的,要我去耶魯教中文,並且去訓練空軍的語言,所以我又利用時間教中文。

那個時候的美國,人情來往很多,私人關係非常好;在芝加哥我完全不感覺美國人歧視,所以那四年拼命讀書。瑪格麗特告訴我,她帶著詹姆士到清華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有一天去琉璃廠買東西,結果忘了留意時間,可傍晚一定要趕回清華宿舍,但他們不會中文,就沿著西直門一路向陌生人問路。路很遠,瑪格麗特回憶說,北京的市民,一個接著一個帶著他們,給他們領路,順利趕回宿舍。他們於是對中國留下了非常了不起的印象。

《到奴役之路》是思想分水嶺

周天瑋:您在臺大的時候,遇見殷海光老師而深得啟發。

林毓生:大學二年級遇到殷海光老師,他當時從哈佛大學進修半年剛回臺灣,他教我理則學。課後我去看他,一見如故,他非常欣賞我。殷先生早年學生時代與清華大學的金岳霖邏輯教授通信,殷先生去見他,談學問。金岳霖給了他路費讓他來。後來殷考上西南聯大,做了金岳霖的關門弟子。這兩個經驗非常類似。

殷先生第一次見面就誇我有大器,寒假每周我去看他一次談學問。殷老師的妻子夏師母是像聖女貞德一般的嫻淑。我進臺大四年上的歷史課很少,上殷的課多。那一年讀到海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現在是世界經典之一,那是我這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嶺,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運氣之一。

我認識妻子祖錦是我一生另外一個大運氣,她很美麗,而且又帶有noble spirit。

周天瑋:後來您在芝加哥大學得到維也納學派第四代大師海耶克的指導。

林毓生:完全是機遇,才得到海耶克的教導。

                                                                                                                                                          

五之三:海耶克一席話點醒了我


中年林毓生夫婦。(圖/周天瑋提供)圖/中年林毓生夫婦。(圖/周天瑋提供)

周天瑋:您曾經這樣描述過自己做學問的道路,一方面盡力去瞭解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發展與理論根據,以及繁富的自由人文主義傳統所肯定的價值與理念;另一方面,也盡力建立一個比較思想史的基礎,站在這個基礎上應用分析思想史的方法,探討為什麼在中國實現多元化的自由主義是那麼艱難?您在美國困思、苦讀,從最初漫無頭緒,到後來能夠整理出一些條理來並逐漸形成一套比較有系統的看法的過程,足足花了14年的歲月。

林毓生: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是培養知識精英的。創辦人約翰.乃孚(John Nef)是著名的經濟史家,夫人是水果罐頭道爾(Dole)創辦人的後代,她豐厚的遺產給了他這一個機會。創辦背景是因為認為美國研究院教育走錯了路,要培養真正的學者,不能走普及化的道路,而必須要走精英式教育,要求精讀經典。

我所受的教育因此完全不同於其他人,細讀西方經典,開始包括柏拉圖、康德、彌勒、莎士比亞。研究院一共四年,我前三年都在讀西方經典,考完博士考試後,論文可以自由選題了,但是我突然爆發了精神危機——每天到了晚上,就記不住白天在圖書館讀的東西。本來還在想研究托克維爾和小穆勒,恰好海耶克從德國回來,作系列講演,我在校園巧遇海耶克,就要求去看他,他答應我,可以明後天到教授會所來談。

你的關切點是什麼?

林毓生曾受教於著名的經濟政治思想學者海耶克。圖片來自維基百科。圖/林毓生曾受教於著名的經濟政治思想學者海耶克。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我去看他,和他說現在不知道何去何從,是應該去鑽研西方自由主義呢?還是去研究「五四運動」從自由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的因果?海耶克告訴我:「這個你自己決定,但是我的經驗可以和你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重回學校去讀書和做研究到現在,40年的經驗都與個人的關懷(personal concern)有關。」這一席話點醒了我,做學問不是靠用功就夠了,而必須要有精神動力。

我接著第三天又去看他,然後就決定了要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的失敗。他問我的了解有多少?我說很少,因為都在讀西方經典。他說,你利用兩個星期,讀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和賴文森(Joseph Levenson),然後再來跟我談。

我讀了,發現史華慈非常深刻,而且我很能起共鳴。後來系裡面同意送我去哈佛上他的課,再回來拿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我和史華慈也非常有緣,我們後來成為朋友。史華慈過世的時候,我的師母第一個打電話通知我,告訴我這個不幸的消息。以上就是為什麽我最初研究西方思想,但是後來專注於中國問題的原因。

我求學的過程中,總是喜歡提問題,深度問題,這是我的特質。史學沈剛伯教授,除了殷海光之外,我在臺大的時候,也成為他的入門弟子。他說,我隨時可以到家裡去請教問題。

海耶克給我獎學金,別的同學拿到2400美元,我拿的是一個Volker fellowship,可以領6000美元,等於當時助教授的薪水,所以我當年在芝加哥讀書完全沒受過苦,經濟條件很寬裕,還可以常常吃牛排。我的成績都挺好,全都是A,只有一個B。海耶克當我的導師兩年,後來,海耶克回去歐洲了,接著做我的導師的是知名的漢娜.鄂蘭(Hananh Arendt)。

我做博士後研究的時候,到史華慈家裏上課,後來又有兩次住在他家。當時哈佛大學師生關係一般不這麽親近,而我因為是visiting fellow,所以反而可以了。

重大改變果然發生

周天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整整一個世紀以前到中國去講學並遊歷十個月,他當時認為在歷史縱軸線上,中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是很可能的;西方人能向中國學習,正如中國人能向西方學習。在1979年,你和史華慈的對話錄裡面特別提到「史華慈以史家的眼光,看出中國存在著重大改變的可能」,重大改變後來果然發生,那麽你覺得在40年後的今天,你有什麽進一步的看法?

哲學家羅素,圖片來自維基百科圖/哲學家羅素,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林毓生:新式的獨裁與過去不同,過去中產階級起來,獨裁會消退。但是新式獨裁是新的官二代、紅二代與獨裁之間形成了結合關係,反而進一步強化了獨裁。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所以獨裁就不會消退了。對於未來,我看不到遠景。天安門事件之後在各地流亡的200多人,現在越來越沒有影響力。同時,科技發展鞏固了獨裁,這會是思想史上之獨特的新現象。20世紀,自由主義擊退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但21世紀自由主義的前景不明。

我當年在大陸講學,在北大、杭州來聽自由主義的人非常多。中國當時有南王北李兩個意見領袖,與我都相熟,南邊是上海的王元化,北邊是李慎之,前新華社的,曾經為毛澤東工作,做過社科院的執行副院長,而他們對自由主義都支持。

                                                                                                                                                   

五之四:法治高於民主,共和調節自由

林毓生2014年在香港主持專題講座,與青年合影。(圖/周天瑋提供)圖/林毓生2014年在香港主持專題講座,與青年合影。(圖/周天瑋提供)

周天瑋:本世紀人工智慧對國家治理的影響會很大,對計劃經濟也會有影響,我前年寫過一篇文章《科技專政方便黨國機器》稍微談過這個問題。

林毓生:21世紀人工智能影響到獨裁和奴役的可能性非常大,那會構成極權主義,而不僅僅是威權主義了。

周天瑋:馬列即便一度走到了終點,但是社會主義是否走到了終點?

林毓生:沒有。

周天瑋:由於全球貧富差距嚴重拉大,社會主義重返大舞臺,您認為前景如何?

林毓生:不容易看得出來。

周天瑋:目前科技對文化的統治和壟斷,墜入令人十分擔憂的境地。真相被犧牲,人的話語權被技術控制,偽信息大行其道,像是笛卡兒建構主義理性論那樣的偽知識借屍還魂。

社會主義又要起來

林毓生:前景看不出來,目前美國政治是一塌糊塗,社會主義又要起來,海耶克的理論受到非常大的威脅。新獨裁在中國經濟實力的背景之下會怎麼走?俄國普丁也是新獨裁。我四年前在香港做了10個講演(按:實際上是2014年春天在香港城市大學的中國文化中心,林教授專題主講「反思現代性與中國革命經驗」),社會主義在21世紀又要回來的。

社會主義本來走向民主,現在變成了社會主義走向獨裁。麥迪遜(James Madison)提出三權分立共和,公眾問題由公眾解決。錢永祥是《思想》主編,和中央研究院的蕭高彥都是非常好的學者,對這個問題有研究。

從林毓生去年簽書的筆跡,可以看得出精神狀態的差異。(圖/周天瑋提供)圖/從林毓生去年簽書的筆跡,可以看得出精神狀態的差異。(圖/周天瑋提供)

周天瑋:因此,法治更重要了,法治可以對抗獨裁。

林毓生:可以,法治在美國也受到威脅。

周天瑋:法治與民主可以分開對待。

林毓生:可以,而法治高於民主,否則的話,會流於多數暴政。沒有了法治,就沒有了一切東西。前幾天美國又發生了精神病患拿槍殺人,槍械可以在美國自由買賣,不需要調查個人背景,這其實並不符合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原始精神,當時是因為有獨立之需要,這成為美國最大的矛盾。

看不出人類的指導思想

周天瑋: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會走出怎麼樣的前景?

林毓生:中國模式是以搞經濟為手段幫助獨裁和共產黨的財富。一部分是民間經濟,另外一部分是計劃與指令經濟。前途是少數人越來越富而有力量,民間力量不能起來。

林毓生案頭書架上有幾本他的老師們的著作以及他最近在台北出版的新書《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圖/周天瑋提供)圖/林毓生案頭書架上有幾本他的老師們的著作以及他最近在台北出版的新書《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圖/周天瑋提供)

林毓生接著說):我看不出來21世紀的人類有任何指導思想了。古羅馬發展出來的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必須與自由主義相結合才有希望。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重點不一樣,兩者互補。共和主義從公共事務關係出發,最主要是發展成為以三權分立和相互制衡去保證政治不腐化,再以公共精神為基礎,促進相互合作。至於自由主義,主要就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建構人權的保障體制等等。目前共和主義在沒落,個人主義也走到了極限,因為個人的自由已經擴大到無邊無際了。

(看護進門表示,林毓生的午餐時間到了)

周天瑋:謝謝您今天給我的最近出版的新書《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

林毓生:這部新書的序來不及寫,聯經出版社說要出版了,我也同意,所以就沒有序了。

                                                                                                                                                                     

五之五:林先生切莫過於憂心

▲林毓生去年夏天與作者合影。(圖/周天瑋提供)圖/▲林毓生去年夏天與作者合影。(圖/周天瑋提供)

周天瑋:美國還是能夠像20世紀,像是一座山巔之城做為全世界的希望嗎?

林毓生:全世界,很難說,我也沒有那麽多知識。海耶克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可我今年有些思想上的改變,從自由主義向共和主義移動。共和主義的大師包括鄂蘭老師,她就是當時我的導師,但我當時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去了解。

共和主義必須提高,去調和自由主義擴散所產生出來的流弊,而且要靠法治去加以形塑。法治在兩個主義之間起關鍵作用,沒有個人的尊嚴就沒有自由主義,可另一方面,個人主義走到了極端,就淪落為自私自利。目前例如說關於性和同性戀的問題,如果世界全都走向自私自利,不顧人類的存續,那人類有一天就消失了。人不可以超過被賦予的權利,兩性必須結合去創造下一代,不可以override,違反上帝所賦予的權利。

周天瑋:睿見。法治在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兩方面起作用,上午還談到法治可以是民主與獨裁的共同制約機制。

人蓄意打造天堂的結果

林毓生:法治不是法家的法制,我在北京參加世界中西方哲學家大會,做主題講演。我也提出了法治如果走到極端,人性的扭曲會很嚴重,所以法治也要有範圍。澳大利亞的一位漢學家批評儒家思想裡面有父子互隱的觀念,認為不合邏輯。牛津大學的一位法學家卻同意了我的看法,他說英國common law底下,如父親犯法,兒子不可以告訴,否則人類倫理就要瓦解了。法治必須是good law,要符合社會的價值,否則就要崩潰。人類思想的希望不是說沒有,但都一個個走到極端了。烏托邦思想會導致獨裁,這是海耶克學派所最憂慮的。

一邊說著,林毓生拿著手邊的海耶克著作,找到了海耶克朋友、德國哲學家兼詩人侯得林(F. Holderlin)的名句:
“What has always made the state a hell on earth has been precisely that man has tried to make it his heaven.”
中文意思是:國家之所以淪為人間地獄,恰恰是人一心想要打造天堂的結果。

▲丹佛一景。(圖/周天瑋提供)圖/▲丹佛一景。(圖/周天瑋提供)

對此,歷史的證言,不可勝數。

在我告辭前,林毓生緩緩地補充了一句,他說:「我對於未來不是絕對悲觀,但還是比較悲觀。」

悲觀?樂觀?不滿之冬

海耶克在1962年離美接受德國佛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終身職之聘,赴德講學之前,曾答覆他的學生林毓生詢問的一些關於他本人的問題,林當時所記的筆記如下。

林毓生問:您對世界的將來看法如何?

海耶克答:我不敢推測未來。但是,我覺得為自由而奮鬥是值得的。我雖然並不樂觀,但也不悲觀。你仍然能在世界各處找到未來的希望。

這是他們師生在1962年的談話。1962年接著美蘇發生古巴飛彈危機,1963年甘迺迪總統遇刺,1964年美國民權法案立法,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1968年馬丁路德金遇刺。

▲作者收藏的海耶克的著作《致命的自負》第一版。(圖/周天瑋提供)圖/▲作者收藏的海耶克的著作《致命的自負》第一版。(圖/周天瑋提供)

海耶克早在1944年出版《到奴役之路》預言計劃經濟必敗,並導致大災難。他在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80年代他成為雷根與柴契爾「保守主義革命」的思想導師,他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1988年,他89歲,發表了《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中文名《致命的自負》)這本書,是對社會主義批判的集大成之作。1989年,東歐巨變,共產世界解體。

不旋踵,全球化展開,我投身於其間,而目睹並預期一個「人心不滿之冬」(語出莎士比亞《查理三世》台詞「now is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的必然降臨。那「必然」便發生在今天,今天人類正處在另一個大低潮。

國家與社會演變的道路是曲折的,樂觀與悲觀的種子無時無刻不埋藏在厚德之中。

林先生,切莫過於憂心。

(作者為美國律師、法學博士)


(此文原刊載於ETtoday,獲作者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