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教育及醫療品質的提升，是我終身的志業，因此，自美回國30多年來，醫學教育及醫療品質，一直是我最關注的議題。
199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為了提升台灣的高等教育，政府投入經費，廣設大學、設立研究所，企圖提升研究品質。政策上，卻犯下了急功近利，重量不重質的錯誤決策。
因為教學品質決定未來醫師的好壞，所以，我積極參與不同醫學院教學品質的評鑑，並把它當作一份極為神聖的工作。過程中，多次發現，被評鑑醫院的主持人做簡報時，會很得意地說明，該醫學院非常重視醫學研究，所以，投入鉅資鼓勵研究活動。
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時，我很高興，以為是該醫院投入資源，容許有心於醫學研究的醫師及基礎醫學教師，有更多的時間及經費，專心於新知識的探索。
發獎金鼓勵發表更多論文，會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可是，他們告訴我的卻是，他們發獎金鼓勵醫師、教師發表更多論文，發表在影響係數愈高的期刋，獎金愈高，所以，該校的論文數目愈來愈多。此舉，嚇了我一大跳，我急忙說，學術研究的動機，應該出自好奇心，或者是在照顧病人的過程，碰到瓶頸，而想要去尋找答案。
尤其是有深度、真正會對病人有所貢獻的研究，可能需要多方面的探討，很多的反覆試驗，往往失敗多於成功。須要的是，自我的要求及自我的軀動力。
發獎金只會鼓勵追求外在名利的人。不但不容易產出真正有影響力的論文，反而會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果。
近年來，我觀察到台灣生醫學界的學術風氣不但沒有變好，反而愈來愈壞。雖然論文產出倍增，但大多缺乏原創性，卻誇口要發展生技產業，成為台灣下一個護國神山，令人感到無奈。
最近，看到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高志文副教授〈台灣生醫學界告別陋習，重新造求卓越報告〉調查報告的其中兩篇：〈雇外籍學術傭兵，衝全球大學排名〉及〈為何台灣無一所大學排名全球百大？〉。
在這兩篇調查報告，高志文副教授用真實數據，證實了我的憂慮。第一篇，他說，中國醫藥大學，沒有數學系所與師資，一年卻有近900篇數學高引用論文。而這些論文作者，都是外籍人士，而且都沒有在中國醫藥大學開設任何相關課程。
高教授認為，最大的可能是，校方為快速增加機構論文被引用數，衝全球大學排名，找到他國退休的高研究產出的學者，用某種財務條件，使其同意隸屬機構掛上中醫大之名。
在第二篇，高教授說，他五年前，自瑞士國際癌症組織工作結束返國後，觀察到台灣生醫界研究論文發表衝量不求質，為發表而發表的不良風氣瀰漫。導致論文權勢／關係掛名文化盛行，小圈圈藉交換學術論文掛名，相互衝高論文發表量。更不堪的是，生醫界還盛行用國家科研經費付款，在近年來興起的不入流的營利期刊，大量發表論文，就是台灣生醫研究平庸化的最佳寫照。
拒絕平庸充量的學術發表文化，才是追求學術卓越之道
而這兩年，朝野政治人物連環爆發論文抄襲，學位被撤銷事件，不得不問台灣高等教育到底發生了什麽問題？高副教授質問，這股歪風是台灣學者求生存的無奈，還是漏洞的管理？他認為政府與學界應拒絕平庸充量的學術發表文化，才是追求學術卓越的正當之道。
想想自己，看看別人。今年剛宣布的諾貝爾醫學獎，由卡塔林．卡里科及德魯．魏斯曼共同獲得，以表彰他們對核苷鹼基修飾的發現，促成開發有效的mRNA新冠疫苗，而mRNA技術，未來還可能應用於其他疫苗、個人化精準癌症疫苗等多重疾病的治療。尤其是卡塔林．卡里科博士這趟研究生命之旅，更是追求學術卓越的最佳寫照。
卡里科博士在匈牙利完成博士學業，踏入mRNA的研究生涯，不久，為了持續她的研究，而於1985年移居美國，然因此研究領域太冷門，她遭遇了許多挫折，經常面臨研究經費不繼的困境。因為，在學術界，必須有論文，才能申請到經費，當研究題目太冷門，論文難被接受，而陷入惡性循環。
因此，卡里科博士曾說，在前20年，因為，自己申請不到經費，而四次被貶職。這樣的遭遇，對於任何有尊嚴的學者而言，都是很大的屈辱。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轉換研究題目，讓自己日子好過。
但是卡里科卻相信自己，更相信明天太陽還是會升上來，只要看到自己的研究有一點進展，再困難也是硬著頭皮往前行。在30多年後，終於開花結果。然而，對她而言，這只不過是，朝著目標前進，走到水到渠成的時刻，諾貝爾獎從來不是她努力的目標。
台灣高等教育與全民健保，是決定台灣人民素質及身心健康的兩個支柱。期待台灣人民，在不到一百天後，能夠選出一位知道台灣高教及健保問題的所在，並且，有勇氣挑戰即得利益者，決心大力改革台灣高等教育及全民健保的下一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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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