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校的人文學系接連爆出停招，各界關心領域失衡的問題。對此，教育部長潘文忠強調，新增和調整系所都需要校內的充分溝通，大學端也可以考慮跨領域等方案，未必要裁併系所。
當然停招除了畢業後的就業問題和少子女化的因素之外，高等教育體系正處於信任危機之中。幾十年來，大學一直安於自己做為學習基石、機會提供者和受人尊敬的機構的榮譽，但是數據顯示這種聲譽正在崩壞，大眾對於高等教育的信心正在崩潰，註冊率下降，就學成本上升，學習成果也沒有兌現承諾。
美國蓋洛普民調說明了信任喪失的嚴重性，短短八年裡，對高等教育有「非常」或「相當大」信心的美國人比率從57％驟降至36％，與平均僅下降5％左右的其他機構相比，這21個百分點的下降是災難性的。更令人擔憂的是，信仰的喪失跨越了政治派別和教育程度，對大學的不信任不能再被視為孤立的負面情緒。
系統性腐敗的證據支持了公眾的判斷，超過4400萬美國人持有高達1.7兆美元的學生貸款債務（台灣目前也有約73萬學貸族，平均貸款數落在33.2萬）。過去15年，學士學位的薪資增加也縮水了一半。
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最高1％的孩子進入菁英大學的可能性，是家庭收入最低20％孩子的77倍，我們所謂的公平多元招生制度，在實務上更製造了社會的不公平。
拒絕改變，恐讓高等教育加速衰退
許多學者善於為這些失敗找藉口，他們指責政客削減資金，公眾不理解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或兩極化導致人們反對大學。但忽視問題的根本原因只會加深高等教育的困境，大學運作中存在的根本缺陷，充分解釋了為何公眾對大學失去信心。
首先是學位的絕對成本，儘管實質薪水幾十年來一直停滯不前，但大學的辦學成本卻在飆升。行政臃腫、設施軍備競賽以及對提高效率的制度改革之抵制，使得大學不是提高學費，就是降低教學品質，導致念大學的成本不斷增加，實質收穫卻降低的現象。
號稱多元招生的方法，也剝奪了有能力學生的機會，尤其是那些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
然後，學位本身的價值不再得到保證，畢業生就業不足的情況正在上升。考慮到大學的高昂成本和時間投入，學習與就業如此不匹配是站不住腳的。
教育部和大學不但沒有解決這三大缺陷，反而常常抗拒必要的改變。一些大學加倍追求聲望和排他性，認證機構保護現有大學免受競爭，而不是提高標準；政客們把大學當政治足球或提款機。渴望機會的學生和家庭別無選擇，只能承擔所有的不公平，以期擁有更光明的未來。
恢復對高等教育的信心，需要實施深入的改革，即使短期成本似乎很高，但拒絕改變只會讓高等教育加速衰退，公眾已經對大學漸漸失去耐心了。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台北商大前校長、叡陽資訊數位轉型大使，本文轉載自聯合新聞網，經作者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