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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罷工〉光靠人資解決?僵固勞動法規下的人才供需問題

發文時間: 2022/05/09   文 / 郭智輝台北 瀏覽數 / 5,850+

在環境變動緩慢安穩的年代,組織裡一些沒有特殊戰功,卻也循規蹈矩、按步就班的成員,總能論資排輩地晉升到管理幹部;只要部門同仁遵守制度、不出亂子,他們就能勝任愉快。 

但是好日子過去了,現在的內外在環境幾乎天天都在出新考題,若仍憑著過去的「考古題」來應付,能力很快就不夠用了完全應驗了「海水退潮才知道誰沒穿褲子」的股神名言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古人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在少子化的今天,不但一將難求,連稱職的「軍」都不容易找。企業發展要人才,過去在勞動市場裡,提供足夠的財務誘因便可找到不錯的人才;現在因為少子化加上疫情影響,即使給再高的福利待遇,也未必能覓得適合的員工。

矽谷科技巨頭考慮在進入後疫情階段要求員工回到辦公室上班(return to office,立刻收到一堆辭職信,讓公司高層不得不重新規劃上班的型式。 

以前的員工是希望透過工作來改善生活,就企業的角度是人求事,因此問題不大如今情勢逆轉,員工開始思考工作的目的與生活的意義,同時人力不足也呈現斷崖式的缺口;影響所及,私立大學招不滿學生,企業募不到適合的人才,主管機關也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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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供需問題,無法單靠人資解決 

日前立法院通過《私校退場條例,過去最大的爭議點在校產歸屬,現在則規定捐給政府表面上這麼做最符合社會公平與多數民眾期待但也不能否認,一旦資源納進政府的管轄範圍,就等於閒置無效率。試問,政府有能力有效運用這些退場的私校校產嗎答案應該不太樂觀 

私立學校是早年政府鼓勵企業、民間興學下的產物如今卻成為懲罰第二代、第三代私校經營者的罪證,完全漠視前人興學的初衷與草創的艱辛 

所幸人是流動的。找不到在地學生,可以向外地找;境內找不到人才,可以向境外招攬。當然還有很多細節需要配合,比方安居才能樂業——不論是事業還是學業企業可以提供宿舍或租屋津貼,學校則可利用閒置校舍作為宿舍,只要行政機關不要管太多,民間總是會有辦法的 

人才供需是全面性的問題,單靠企業人資部門無法解決,僅為情境配圖。圖片來自pexels圖/人才供需是全面性的問題,單靠企業人資部門無法解決,僅為情境配圖。圖片來自pexels

總之,人才供需缺口已是全面性的問題,單靠企業人資部門沒辦法解決;如果硬將問題塞給人資並課以KPI,可以想見,未來就會有一群教不會、講不聽的雞肋型員工遊走企業各部門,反而比人手不足更令人頭疼。 

人才招募不外是選、訓、用、留,大企業比中小企業更有能力落實人才培訓;也因此,基於供應鏈倫理或企業道德,大企業應該自行從基層培訓人才,或是向國外招募更高層次的人才,更要自我克制,不在人力市場、甚至是向供應鏈的中小廠商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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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移工額度,讓基層更缺工 

台灣基層的勞動人力也很吃緊,勞工主管機關和勞工團體一向對外勞額度十分敏感,總認為會影響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

事實上,企業聘僱外勞的總成本並不低,應用職缺也多是本地勞工不願意做、但又一定要有人做的事。原本已經逐年限縮的外勞額度,這兩年又碰上疫情封鎖,東南亞移工管制入境,更讓基層缺工情形雪上加霜。 

根據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大衛卡德(David Card)的研究,提高最低工資並不會導致就業率下降,也不會使工作職缺減少。

此外,他更發現,本地勞工的收入不但不會因新移民到來而減少,反而還會提高;但是新移民對舊移民的收入則有負面影響。這與過去反對移工的論調完全相反,也可讓勞資官各方重新思考最低工資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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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缺的是有貢獻價值的人 

企業缺人,但缺的是能貢獻價值的人;同時,企業也有義務善待員工,盡可能地保障員工的福祉。

然而,這幾年屢屢有交通事業的員工以停飛停駛的手段,逼迫資方或業主屈從其訴求,視廣大顧客—旅客的權益如無物。像剛剛過去的五一勞動節,台鐵員工便以「集體休假」的方式,享受其「應有」的權益。 

不可否認,台灣仍有極少數的僱主以不法方式「壓榨」員工,剝奪其權利;但是這已屬違法行為,與集體罷工扯不上關係。不少罷工行動主要訴求爭取合理工時,這點值得支持,但是,合理工時絕不等於集體請假。 

多數人應該都能同意,與社會大眾有關的民生事業是「週休二日、全年無休」的行業「週休二日」是從業人員受《勞基法》保障的權利,但休哪兩天則必須協調安排;「全年無休」是指如交通、零售、餐飲,甚至水電瓦斯電信醫療等民生相關行業,每天都能提供服務,是構成現代社會運作的基石。

服務業的組織裡,天天有人上班、天天有人休假,遇到年節例假日可以適度減量經營,但絕對不容許發生集體休假、業務停擺這回事。尤其交通事業是特許行業,部分從業人員更是享有準公務員的「類勞工」,豈能動輒揚言罷工? 

請假是勞工的權利,准駁與否則是主管的權力勞工的工作條件早已脫離工業革命初期的不堪處境,甚且有「return to office」的情境,凌駕於資方之上。

制度面或執行面縱然有少數不盡周延之處,大可循公民社會模式,透過立法、修法等手段來完善法令,而非由產業工會挾勞工以令資方,落得全民皆輸的局面。 

台灣《勞基法》不分青紅皂白將百工百業熔於一爐,硬把性質互斥的製造業與服務業捆綁成一串,形成今日「民眾不方便、勞工不滿意、資方吐苦水、政府傷腦筋」的窘境。勇於爭取勞工權益的產業工會團體,應該花更多心力推動修訂更完善務實可行的勞動法規。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崇越集團董事長、光華管理策進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