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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監察院勿淪為政治打手,以低階的錯誤解釋傷害司法制度

發文時間: 2022/06/06   文 / 吳宗憲 瀏覽數 / 3,450+

日前監察院「二度」彈劾檢察官陳隆翔,並移送懲戒法院引發法界人士的爭議。 

監察院曾於108年時,針對陳檢察官偵辦曲棍球協會人員涉嫌侵占公款案,以緩起訴處分結案一事,進行第一次的彈劾。監察院認為,陳檢察官於緩起訴處分書中漏未提及偽造印章、署押等犯罪事實,且將本應發還彰化縣政府銷燬的印章,卻發還予被告,嚴重違反辦案程序。

然而,經過懲戒法院的審理,法院認為檢察官陳隆翔於認事用法上並無明顯重大違誤、嚴重違反辦案程序,或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等情事,故判決不受懲戒確定。監察院其後提起再審,懲戒法院又以無再審理由、原判決無適用法規不當之情事,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近日監察院二度彈劾,認為陳檢察官僅憑被告自白即草率結案,背離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屬嚴重疏漏。另認為,陳檢察官未待被害人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關於緩起訴處分的回覆意見,即當庭諭知給予被告緩起訴處分,違法失職情事明確,情節重大,因此再次提案彈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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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為情境配圖。圖片來自pexels圖/僅為情境配圖。圖片來自pexels

二度彈劾已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憲法規定人民有訴訟權,內涵之一是保障人民不會因為「同一行為」被重複審問、處罰,防止人民被同樣的訴訟折磨,受訟累之苦;如《刑事訴訟法》有規範檢察官不得以同一案件再行起訴,《法官法》明定「法官應受懲戒之同一行為,不受二次懲戒」,以及《公務員懲戒法》「同一行為,不受懲戒法院二次懲戒」均是同樣的道理。

監察院此次的二度彈劾,是否有違反一事不再理,需要從兩個層面討論:

(一)前案彈劾的違失行為與本案是否為同一行為?(違失行為一體性的判斷) 

我國實務上,沿用德國懲戒制度所謂「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強調相關連的違失行為應為一整體、綜合判斷,作一個懲戒處分,予以概括作一處罰。並不是一違失行為就一處罰,而是需要判斷前案與後案的違失行為是否具有「相關連」。

回到這次的事件,前案彈劾指出檢察官的緩起訴處分未論斷偽造印章等事實,後案則是檢察官僅以被告自白就予以緩起訴,兩案彈劾內容均是針對檢察官作緩起訴處分的「決定」、「理由」有違失,當屬同一行為。

(二)是否為重複彈劾?

依照《監察法》第8條規定,同一案件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經審查後,應送懲戒機關併案辦理。可見監察院若要懲戒法庭併案審理,前提是針對同一案件有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然而,監察院認為承辦檢察官僅以被告自白為理由、未等待彰化縣政府回覆即給予緩起訴處分等違失理由,均在前案彈劾時,監察院早已清楚可知,故並非法條中所謂的新事實或新證據。

此外,監察院新聞稿中澄清,表示這次的調查報告曾於前案訴訟中向懲戒法院請求併案審理,懲戒法院以未經其他監察委九人以上的審查決議,所以駁回其併案。然而,本次的彈劾是補足審查程序後,依法彈劾,並非一案兩查......。

細究前案懲戒判決(110年度懲上字第2號判決),判決中指出:「檢察官懲戒制度之目的,主要在於維持檢察官體制之健全,改變檢察官不當之行為,...檢察官同時或先後被合法移送之數違失行為,經懲戒法院受理而以一案或併為一案審理時,當然不得予以割裂,...監察法第8條第1項後段所定『彈劾案向懲戒機關提出後,於同一案件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經審查後,應送懲戒機關併案辦理。』......,如發現該檢察官尚有未及併同原彈劾案審查之其他違失行為之新事證,因不在原彈劾案審查程序之範圍內,即非原彈劾案審查程序之效力所及,自仍須踐行同項前段之嚴謹程序,經提案委員外之其他監察委員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成立後,監察院始得移送懲戒法院併案審理」。

白話來說,監察院移送併案審理的前提仍應在於「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並非監察院所述「未經審查決議」,這部分實為監察院的誤解。進一步來說,如不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加以限制,監察院豈不是可以針對同一偵、審案件,反覆以不同的理由,彈劾承辦檢察官、法官,而使他們陷入無限的調查與訴訟輪迴?

然而,監察院這次經多方砲轟後,仍不願睜開眼好好檢視《監察法》第8條的規定,如此無視前案懲戒法院的判決,反而以新聞稿大咧咧佯稱「尊重職務法庭對於個案的判斷及決定。此為五權分立之精神,憲政機關彼此尊重職權之獨立行使。」云云,顯失專業表現,實屬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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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濫行彈劾已侵犯檢察官檢察權核心職權事項 

權力分立乃現代民主憲政國家的制衡機制,縱使憲法保障司法獨立,也並非全然禁止外部監督;監察權雖具彈劾之權,其權力亦應受到制衡與約束,亦不得擅自侵犯其他四權的核心價值。

檢察官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對外獨立行使職權,理應遵循《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正當程序及真實發現義務。在符合相關規範下,檢察官對於如何實施偵查、蒐集證據、證據價值判斷、事實認定及認事用法,當有自由判斷之權。本案於108年監察院第一次彈劾承辦檢察官時,就已經鬧得滿城風雨,檢察體系、學界紛紛表示監察院已實質干預個案,破壞權力分立。而當時提案的監察委員高涌誠、蔡崇義即公開發表聲明指出「...因辦案程序瑕疵,致使司法機關最終作成『將犯罪工具發還犯罪者』之錯誤決定。本案受彈劾人辦案程序違失事證明確,情節重大,並非法律見解不同之情事」。

然而,究竟監察權調查「辦案程序違失事證明確,情節重大」之分際為何?

姑且不論前案懲戒法院於判決已明示監察院誤解刑法沒收之相關規定。監察委員聲明調查「辦案程序違失」的內涵究竟為何?我們可以先翻開法官法第89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其中對於檢察官的個案評鑑事由有詳細規定:

1、個案偵查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明顯違誤,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

2、有廢弛職務、侵越權限或行為不檢者,加以警告的情事,情節重大。

3、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

4、參加政黨活動,兼任民意代表,違反職務中立,情節重大。

5、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

6、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情節重大。

7、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

8、(第5項)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檢察官個案評鑑之事由。

以上可知,檢察官必須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有明顯重大違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以及重大違反風紀行為,才有個案評鑑或受懲戒之必要;也就是說,彈劾司法人員確實是監察權正當行使,但監察範疇應限於是否有重大違紀、操守不佳,或濫用行使公權力等行政違誤事項。

除此之外,個案的法律見解與事實認定,屬於刑事司法的核心事項,更是檢察權的核心,不容監察權侵犯。監察院卻用「應沒收印章而未為(如何偵查)」、「應詳加調查自白以外之證據而未做(如何蒐集證據)」、「應等待被害人回覆始能為緩起訴處分(如何結案)」等屬於檢察官之裁量權事項,據以作為彈劾之事由。監察院這樣的做法,豈不反過來指揮檢察系統辦案?實以侵害權力分立的本意。

若案件經偵、審決定後,監察院還可以翻盤,人民如何信賴司法公平?

《刑事訴訟法》對於個案承辦檢察官認事用法的裁量,當然也設有制衡機制;也就是透過聲請再議,由上級檢署署審查緩起訴是否有違法或不當。然而,本案的緩起訴處分,當初是經由臺中高分檢再議後,經駁回再議確定,甚至包括同案另名被告的不起訴處分,亦經聲請交付審判後,被法院裁定駁回確定,也就是已經通過《刑事訴訟法》所建立的審查機制予以確認。

倘若任何訴訟案件經檢察官或法官調查,並經迭次救濟途徑確定後,仍可經由監察院行使調查權變更,成為「最終審」,人民又能如何信賴司法機關的判斷?國家又何須存在嚴謹的司法制度。

筆者曾任檢察官20年,戰戰兢兢地面對每一個案件,甚至扛著與輿論風向或長官見解不同的壓力,始終堅守自己信任的司法制度。然而,只要是人決定的事項,必定會因為個人思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所以法律見解的不同,從不被認為是一種錯誤,判例或解釋之立論日後遭廢棄更時有所聞。司法制度中救濟程序的建置,不僅是透過制度修正錯誤,更是讓司法人員在反覆檢討的過程中學習成長。

制度的存在重在長治久安,實不該任由特定人以破壞制度來牟取一己之私,位居高位的監察委員們,盼能慎思。

(本文作者為現任新北市法制局局長、前檢察官吳宗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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