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新上任的蔡政府主張軍公教年金倘不改革，恐將導致國家財政的破產。
但是，根據台灣財政部的統計，2012年到2021年（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歲入淨額（包括稅課收入與非稅課收入），分別是2.32兆（以下均為新台幣計價）、2.45兆、2.50兆、2.66兆、2.69兆、2.75兆、2.84兆、2.93兆、3.03兆、3.32兆。
數字會說話，近十年來，台灣財政狀況十分良好，並沒有破產之虞。
根據台灣主計總處的資料，2012年到2021年的軍公教退撫支出，分別是1382億、1327億、1346億、1383億、1468億、1378億、1276億、1338億、1433億、1458億。2012年到2021年的政府總支出分別是1.882兆元、1.855兆元、1.853兆元、1.895兆元、1.939兆元、1.927兆元、1.909兆元、1.955兆元、2.039兆元、2.089兆元。
顯示2012年到2021年，各年「軍公教退撫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分別為7.34%、7.15%、7.26%、7.29%、7.56%、7.15%、6.68%、6.84%、7.03%、6.97%，數字不會騙人，顯示台灣蔡政府年金改革迄今，「軍公教人員退撫支出占同年政府總支出」的比重，並沒有什麼變化。
政府93%的公共支出是否造成浪費？
年改的本意是希望減少政府的退撫支出，但是觀察年金改革迄今已四年多，「退撫支出」並沒有因此而下降，雖然「退撫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只占政府總支出約7%，原本就不大，從財政紀律來看，政府更需要自律的是，其他93%的公共支出是不是花在刀口上，有沒有造成浪費。
政府過剩理論（Excessive Government）主張選舉體系下的政府為了討好選民，會刻意追求預算極大化，以滿足最終的消費者（即選民）。
而且，國會議員也可透過利益交換方式（trade-off），從行政官僚所增加的預算中獲得更多的好處，每一年度結束前，唯恐當年度預算沒有用完，會被議會檢討刪減下年度預算，因此為了「消化預算」，只好拚命採購一些非必要或無急迫性的物品，或是執行一些沒有實質意義的空洞計畫，造成公共支出的浪費。
圖／台灣年底選舉將近，僅為情境配圖。張智傑攝影
台灣常見地方縣市每到年底前，就會在馬路鋪上厚厚的柏油，其實同一條馬路去年才鋪過，好像也沒有什麼坑疤，或是電腦設備還沒有壞就汰舊換新，這類浪費預算的例子不勝枚舉。
每個行業都是自己的選擇，台灣的年金制度種類複雜，包括國民年金，勞工、農民，漁民及軍公教，年金改革必須考慮制度設計之初的社會情境與條件，不能忽略原來的歷史時空背景，否則會陷入昨是今非的盲點與失敗中。
勞工與軍公教所適用的法令規章與當初立法提撥設計制度迥然不同，記得1990年當時台灣股市曾經創下一萬2682點的歷史新高，當年公教人員一年的薪水，還比不上超級營業員一個月的獎金，許多公教人員仍然堅守岡位沒有轉換跑道到民間企業，就是相信公家單位薪資雖然不優渥，但在工作三、四十年後領的退休金能可以維持無虞的晚年所需。
台灣在2016年1月總統大選，退休公教被汙名化為拖垮財政的最後一根稻草，硬是拿勞工與警公教的退休制度做比較，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主要用意還是欲在總統大選前操弄警公教退休金議題，以僅僅數十萬退休警公教選票，換取1000多萬勞工的潛在選票，贏得執政。
再說，台灣的警消公務員代表政府行使公權力，性質與私企業利潤為導向迥然不同，更何況，台灣不乏許多優質企業，像是長榮海運、台積電、鴻海和績效不錯的民辦銀行，員工月薪加年終獎金，並不少於政府部會首長的薪水，這又如何比較呢？
何況，在台灣任何人想從事任何行業，都是自己的選擇，沒有人限制或強迫你不能當警察、公務人員。記得2017年台灣年金改革各分區會議現場，看到非常多將近八九十歲退休的教授與公務員，為了自己的尊嚴來到現場，一生戎馬，令人難過與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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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薪資不高，有賴退休金維持生活
其實許多警公教人員年輕時之所以選擇公部門這個職業，薪資雖不高，但是吃不飽餓不死，晚年退休後可靠這筆退休金維持生活，所以沒有在年輕時預作退休理財規劃，例如買退休保險等。
但是為選票拿退休警公教祭旗，大砍退休金將近四成，刀刀見骨，造成許多晚年患病的公務員，退休金不但不夠，還要向親友舉借才能度日。
軍公教年金改革只挑軟柿子吃，可以想見，他們內心的憤恨與後悔年輕時選擇教師或公務員，人生不能重來，數據不會騙人，事實證明台灣近十年來財政狀況確實十分良好。
2018年當時的蔡政府以財政不佳為由，透過立法院以絕對多數決進行警公教年金改革，只是2018年7月正式上路，同樣是警公教人員，但是其中退休司法人員與退役將領的俸給幾乎未砍，其他退休人員如警察、消防、公務員和教師，砍幅接近四成，絕大多數中低階層退休警公教人員其實生活並不優渥，甚至清苦。
柿子只挑軟的吃，造成極大的不公平待遇，嚴格來說，蔡政府的年金改革只是針對一般軍公教人員所進行的改革。
（本文作者為王有康，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副教授退休、台灣網路大學校長、廣東海洋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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