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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一) 發文時間: 2016/7/15   文 / 郭 位香港 瀏覽數 / 57,650+

我的老師

賀陳校長、各位師長、各位同學,大家好。還有各位家長,恭喜你們優秀的子女從清華大學畢業。

我於 1972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核子工程系,很高興今天回來跟學弟學妹們做些報告。

畢業多年,我有一個體會,發覺儘管平常聽的大道理很多,但是很多小規則反而不見大家遵行。經賀陳校長同意,我趁著這個機會介紹我的老師。

我不知道,聽到這個題目時,你們有些什麼想法。在講到正題前,我想問在座的同學,畢業後準備讀研究所的請舉手,(在場大部分人都舉手),非常多;準備就業的請舉手,(比方才稍微少一點),也有不少,這個比例跟我當年畢業的時候差不多。

至於讀研究所的同學中,想出國的有多少?(少數人舉手),(比例上)好像沒有以前多。

講到出國留學,不由得想起兩三年前的往事。我在西安的晚會上,認識了一位農夫。農夫高興,因為他的兒子準備到波士頓讀書,大家恭喜他有傑出的孩子。農夫讓我印象深刻,則是因為他跟兒子的對話:「到美國讀書不是為了學位,也不是純粹為了學一技之長」,因為這些在中國大陸,用類似的講法,在台灣就可以得到。

他(告訴兒子)說,如果只求學位,可以留在中國大陸。出國留學應該學習人家做事的方法,了解美國的制度有什麼不同,有那些地方可以改進、採納,以便日後對中國社會作出貢獻?

這就讓我想起,台灣出國的人非常多,得到的國外學位、經驗應該也相當豐富,但是我們有沒有把西方健康的制度帶回台灣?這些表面的經驗經得起考驗嗎?存疑。

最近還聽到一個有關到波士頓的訪問團的故事,成員有博士、有碩士、有學士,也有一些高中畢業生。去過波士頓的人請舉手,(少數人舉手)。波士頓彎彎曲曲的道路像迷宮似有名的難找,這些人晚上出去之後很難順利回到旅館。不過,其中有個沒讀什麼書的人,到了市區之後,反倒輕鬆順利地回到旅館,並沒有迷失街頭。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因為有學問的人,雖然英文好,語文、各種符號的認知都很好,但是學問把他們推到死角裡面,他們迷失在陌生的環境了。而這位沒有讀過多少書的人、原本就不怎麼懂他的本國文字,自己的國度並沒有迷失過他;把他擺在本國或是外國,找路從來都不是問題,原因是他思考路程的方式跟別人不一樣。

像找路一樣,許多事情處理得不盡如人意,並不是因為書讀得好不好、個人智慧夠不夠,而是有些人讀書讀進死巷子裏,沒辦法梳理,甚至於(沒辦法)像沒有讀過書的人看到的課本以外的境界。清華的同學們 IQ高、EQ高、書讀得好、待人處事也一流,畢業後在社會上的表現優秀。可是,能不能在學問之外發揮更大的功效?讀的書,有沒有可能讓我們不自覺地迷失而不自知?

果真是這樣子的話,那我們這些辛苦得到的學問,不見其利、反受其害。讀了書反而因為小事一樁而迷失於途,這個書讀的就有點可惜。

在座很多同學要讀研究所,有人出國進修,也有人準備就業。我趁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幾位我的老師,希望有助畢業生保持明亮的心。

其中一個,是清華的教授──蘇青森先生,我在清華最後一年,因為飲用水污染的緣故,想查出飲水裡面,砷、汞的含量到底有多少,這要用放射線中子活化分析的方式來偵測,……

在我出國之前,他跟我說,郭位你要記得,去外面讀書,老師最重要,找一個能開拓你心胸的指導教授,找一個能讓你學習永續學習的老師,倒不一定要找一個特別有名的學校。

我也要對你們說,如果你們修讀碩士、博士,記得找一個優秀的教授。蘇青森老師對我的教誨,讓我終身受用不盡。

由於他的關係,我到美國跟隨黃金來先生。他出身台南貴族,受日式教育,是台南一中的校友。黃先生先到上海交通大學讀了一年,再回到台灣大學機械系完成大學學位。他沒有受過政治迫害,留學美國,反專制、反戒嚴,所以被列於黑名單之內,得博士學位之後,不被准許返回台灣。

我在少年維特煩惱的那個年紀,也讀過台南一中,跟黃先生可以說是隔了很多年的校友。他做我的指導教授期間,我們每隔一天見面,每個周末都談七、八個小時,一半的時間談民主,一半的時間談學問。

台灣解嚴之後,黃老師終於可以隨自己的意志回到故鄕台灣,但是他決定不必回來了,「因為他不是政治人物,他認為該達到的目標已經達到了。」

黃先生十幾年前去世,真的從來沒有再回來過。他教導我,治學要嚴謹,做為一個讀書人,要有崇高的理想。他不是政治人物、反對暴政,卻不想從這裡面得到任何私人的利益。

清華大學隔壁、交通大學的前任校長張俊彥先生也是台南人,台南一中畢業,剛巧也是我的校友前輩。

他的家庭受到嚴重的政治迫害,早早被列入黑名單,不准出國。這些灰暗的背景,不曾影響他的成長。他不尤人,也不自怨自艾,在國內得到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是台灣半導體研究及產業研發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公元2000年,我們同時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

無欲則剛,張先生說話直率,就事論事,或許偶有觀察不清的時候,他就像容錯(fault tolerance)的電子系統一般自我糾正,該執著的時候必會堅持原則。他跟黃金來的學習歷程處於兩個不同的極端── 一個身處台灣、一個遠居美國;他們拋開個人恩怨,對真理執著、對學問真誠,把政治立場和學術科研分開,倒是相當一致,都是不可多得的老師。

接下來再跟各位介紹一位重要的清華老師。

我雖然學習理工科系,大三時選修了一門國際公法的課。教課的老師胡慶育先生,曾經出任中華民國駐阿根廷的大使,他在課堂上講了一個經歷過的不堪現實。

胡教授當過司法官訓練所的所長。有次他跟學員開會,一位年輕的司法官舉手批評:「你們這一輩貪污腐敗又專制,被從大陸趕到台灣,應該感到羞恥。」胡先生是個有良知的教授,覺得這位同學講的有道理,於是告誡班上同學:「你們這輩人要記取教訓,不可以貪污。」

可是過了幾年,有天打開報紙,發現當初罵他的那個司法官學員因為貪污被關了起來,他感慨地説:「我以為一代比一代強,沒想到一代不一定比一代強。」

這時候班上的同學沉默不語。胡先生告訴我們的故事已經是 40 多年前的往事。這些年來,他所自發的感觸大家是否覺得依舊歷歷如目?靜下心看看,我們的社會有進步嗎?為什麼一代代好像七月天的颱風一樣,不停地重蹈覆轍?

我相信一代比一代強,但是一代跟一代之間一定要學習我們的老師,從經驗中得到自己的知識,才可能帶動社會前進一步。一代比一代強,是一代比一代的智慧強、健康強、科技強、生活強;至於一代比一代的道德怎麼樣呢?我想各位同學要好好思考。

博士畢業後,我先到貝爾實驗室工作,再到美國大學任教,遇到一個主任。他年紀不輕,對於錢財處理得不太乾淨,用人有私心,沒有表現,卻領高薪,該退休的時候不退。他有很多問題,又對政治特別感興趣,偶有作弊,總是把學術處理得不清不楚。

這個主任也變成我的老師:我處理行政工作的時候,把他當一面鏡子來思考,他做的事情我絕對不能做。遇到疑惑的時候,我想像他將會如何處理,只要朝相反的方向做去就對了。

剛才進會場的時候,看到《聯合報》的王小姐對我出的書《高等教育怎麼辦》感興趣,她鍥而不捨、堅持到底,過去幾週,緊跟著我,甚至還跟到了香港。王小姐,你也是我的老師。如果我們能像王小姐這麼敬業的話,我相信社會會進步的。

說了幾個「我的老師」的故事,該是做結論的時候。

有一天,一個小朋友買瓷器,帶著杯子走進瓷器店裡,對著架子上的瓷器一個個地敲,賣瓷器的老闆問他:「小朋友,你在做什麼?」

小朋友回答:「我媽媽說,拿個杯子敲瓷器,如果聲音清脆的話,一定是好瓷器,可以買;如果聲音混濁的話,那就不是好瓷器,不值得買。」

老闆聽了,告訴小朋友:「你媽媽教的原則是對的,但是你手上拿著的不是好杯子,敲不出好東西。我給你一個好杯子,如果敲出好聲音,那一定是個好瓷器。」

這個杯子,就是我們的心。心不好,一定敲不到好瓷器。我們敲的那一堆瓷器,就是我們的朋友。如果可以從朋友中得到教訓,那麼這些朋友通通成了我們的老師。

孔子說過,走在路上的人都是我們的老師,我44年前從清華大學畢業,在社會上遇到過各式各樣的人,好人、壞人、善人、惡人,豪爽的、奸巧的,他們都是我的老師,都有可以學習的地方。好的,我們學習;不好的,我們應該當成一面鏡子、做為警惕。

今天晚餐時候,看到一張白紙,於是想起曽經有人把他撕成4、50片碎片,希望有誰能把碎片拼回來。好幾位智慧高的人,包括博士、碩士,在5分鐘、10分鐘之內都沒有辦法把那些碎片拼成原樣。

可是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很快把碎紙拼好了。有人知道為什麼嗎?(學生答:他沒有想太多);這個答案對了一半。其實,白紙的後面是一張清華地圖,小朋友不用複雜的心機,輕易、自然地察覺到,照著地圖拼,不就很容易拼出來了嗎?

問道於盲。如果心盲,則任何學位甚至諾貝爾獎都得救不了。

我提供這些經驗,與大家共勉、共享。對學習要執著,對學問不要被蒙蔽,對社會的現象應該就事論事,對問題務必觀察思考、不可盲從。我們需要回復自然,讓我們的心永遠保持明亮。

希望我介紹的這些老師,能給你們當作參考。祝福各位老師,並且再次恭喜學弟學妹從我的母校清華大學畢業。

(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傑出校友郭位,應清大校長賀陳弘邀請,於2016年6月5日在清大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聯合報》記者蔡昕穎小姐即時報導。郭教授勉勵畢業生不要被學問推到死角,以上是他的演講全文,經由郭位整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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