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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法蘭克博物館之聯想 發文時間: 2016/7/30   文 / 尤虹文紐約 瀏覽數 / 33,200+

南海仲裁前夕,因為班機延誤,停留荷蘭阿姆斯特丹一夜。旅館窗戶外高聳的西教堂(Westerkerk)前, 蜿蜒的小路擠滿了人,排著漫長的隊伍。我好奇的問,外面的遊客在等什麼?荷蘭旅館人員引以為傲的回答,他們在等著進西教堂後的安妮法蘭克博物館(Anne Frank Huis)。

我大吃一驚!原來從小喜愛的作者,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的家不在德國,竟然在荷蘭。1933 年法蘭克一家四口因納粹掌政先從德國逃到荷蘭,讓四歲的安妮和姐姐可以安心成長。

1940 年荷蘭淪陷,1942 納粹發出拘捕單,安妮一家又和另四位逃難者一同躲進這棟隸屬法蘭克果漿公司的黑色辦公樓。兩年躲避納粹追捕的陰暗生活中,八個人匿藏在75平方米的二層密室:沒有陽光,白天不能製造任何聲響,窗簾永遠是緊閉的,密室的淺灰隱密入口用移動木製書櫃掩擋,只有四位忠心耿耿的荷蘭員工如:K先生(Jo Kleiman)和秘書梅普女士(Miep Gies)等,知道這個秘密。

安妮戰戰兢兢在日記中寫下他們惶惑不安生活的點點滴滴,以及她對戰後生活的期望和夢想:「我依然保持我的理想,因為即使在種種困境中,我始終相信:人性本善。」(I keep my ideals, because in spite of everything I still believe that people are really good at heart.)1944年8月安妮一家被出賣!納粹軍衝入密室,將他們全部送到集中營,安妮從此和父親永別。安妮的媽媽在集中營為了把僅存的配糧留給兩個女兒開始絕食最後餓死,姐姐生病體弱最後跌下床而死,15歲的安妮在1945 年姐姐死後幾天內去世,離二戰勝利只差幾週。

安妮的父親奧圖法蘭克(Otto Frank) 是家族的唯一倖存者,回到阿姆斯特丹後,梅普女士將劫後密室小心保存的安妮日記,親自交給奧圖。奧圖抑制悲傷,讀完安妮的日記,為其敏銳細膩的文筆和圓熟的思想驚訝,更被女兒有朝一日希望成為作家的夢想深深感動。 荷蘭教授友人鼓勵奧圖將日記出版,1947 年荷蘭文本發行,1950 年德文版問世。本來出版社只印刷4500 本,因為許多德國書局拒絕展示此書;沒想到出版後竟然感動無數讀者,安妮的日記一書最後翻譯成31國語言。此書改編的劇作贏得普立茲獎,在德國和荷蘭上演的時候,全場悲憤哭泣,劇終沒有掌聲,觀眾肅立數分鐘後才安靜離去。

阿姆斯特丹華燈初上的運河旁,我和其他旅客一起等待進館。兒時閱讀安妮的日記時,為她的幽默莞爾,為她的憂愁苦惱,跟著她的文筆,一起進入二戰的世界。而原來日記出版,博物館成立的背後,是奧圖先生不眠不休,一字一句幫女兒的日記完成最終編稿,並且親筆為安妮的日記回信給成千上萬的年輕讀者;是梅普女士冒著生命的危險保存安妮的手稿;是K先生背著幫助猶太人的罪名,關入納粹集中營後,依然不悔初衷。戰後身體羸弱的他,心臟病突發前夕還帶領無數記者參觀安妮藏匿之處,為安妮法蘭克基金會奔走。日記和博物館代表的是人性最黑暗面背後的不滅光輝。 奧圖先生臨終說,他之所以在二戰後忍痛出版已逝女兒的日記,正是希望人類不要遺忘過往的慘痛,歷史不再重演,「而生命最重要的價值無非為:容忍力,同理心 ,以及和睦情 (tolerance, empathy, and reconciliation)」。

戰後七十年,因為奧圖和K先生等努力不懈,安妮的故事化為永恆不朽的文字。1960 年成功建立的安妮法蘭克博物館,每年超過一百萬遊客造訪,為阿姆斯特丹必造訪博物館之一。即使平均等待時間超過兩個小時,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遊客也甘之如飴。安妮曾說:「我多麼希望死亡不是生命的結局!( I want to go on living even after my death!)」。一個13歲猶太小女孩的低語,讓那些慘痛逝去、被迫沈默的數百萬集中營受害者靈魂,有了歸屬與寄託。 「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奧圖法蘭克先生的悲願,安妮法蘭克的人性本善,半世紀過後,仍然是我們迫切需要學習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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