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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中國」到「文化中華」 發文時間: 2013/10/25   文 / 郭振羽新加坡 瀏覽數 / 5,500+

1991年,杜維明教授在美國人文學會學刊Daedalus發表論文《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Vol. 120, No. 2,Spring, 1991),提出「文化中國」的概念,並就此命題作系統性的詳盡闡釋。自90年代以來,由檀香山,到哈佛,到普林斯頓,到北京,杜維明曾多次主持有關「文化中國」的學術會議,拓展「文化中國」的內涵和诠釋。相對於「政治中國」和「經濟中國」,他強調要從文化層面了解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特別是通過儒家倫理哲學的精粹,建立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對話。

杜維明的「文化中國」,包括三個「象徵世界」(symbolic universes):第一是指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的華人社會,也即是以華人爲主體並運作的社會;第二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他稱爲「離散族裔」(diaspora);第三是指與華人沒有血緣、沒有婚姻關系,但是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鍾的外籍人士。他認爲這是三個各自獨特而又不可分割的象徵世界。

杜教授提出的「文化中國」概念,以及所包括三個的「象徵世界」,多年來各方論述甚多,備受關注,也引起有一些爭論。

依我的看法,至少有一部分的爭論,是因「文化中國」一詞引起的。

杜維明當初的論文,以「邊緣即中心論」作爲副題,原意是要消除中國文化霸權的偏見;但是將Cultural China譯爲「文化中國」,不能超脫中國一詞的地理涵義,和作爲國家的政治涵義,也就無法脫離中國本位霸權內涵。在如此語境下,邊緣如何能成為中心?

就以新加坡而言,因爲新加坡人口以華人爲主,而將之與中國大陸以及台港澳(兩岸四地)同歸類爲「文化中國」的一分子,從新加坡立場看來,不容易接受,因爲無論從地理上或政治( 國家定位)上,新加坡自有其定位,和兩岸四地同列爲「文化中國」的「第一個象徵世界」,不但敏感,而且「沉重」。

既然是強調「邊緣即中心」,重點應該是「去中心化」。我建議以具歷史的和文化意涵的「中華」,替代偏重地理和政治意涵的「中國」;也就是將Cultural China的概念,由「文化中國」超越到「文化中華」。

「文化中華」不以政治實體或地理位置來定義「中華」二字,而是以源起於中華大地、流播到五洋七洲的今日華夏文明作爲「文化中華」的定位。在「文化中華」世界裡,文化是流動的,沒有邊界,沒有「離散族裔」 ,也就無處不可成為中心。只有這樣多元、有容乃大的「中華」,才能讓源自於中華文化的華族社群,以各自的內容、形態和特色來表現個別社群的文化現象,呈現了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多元「文化中華」性格。

在全球化及在地化並行當道的21世紀,華文華語走向全球的同時,我們期望看到一個以中華文化爲本位,但是多元的、具文化深度及當代精神的「文化中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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