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華人精英論壇 | 尋索九二共識的政治哲學與政治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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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索九二共識的政治哲學與政治藝術 發文時間: 2017/1/31   文 / 周祖德洛杉磯 瀏覽數 / 90,550+

國民黨對兩岸和平的一個具體貢獻,是採納並且向北京成功提出了「九二共識」政治性論述。這個主張在馬英九政府時期發揮作用,並且在馬任期結束前以它為基礎促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馬習會的舉行。 2015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的馬習會以政府最高層次凸出兩岸互不否認治權,這是隔海分治近70年終於達成的一個顯著成就。不過千里迢迢客夢長,遠在第三地以九二共識為名的里程碑已經走過,站在丁酉開春的此刻,還值得觀察互不否認治權這個突破點會走向何方。

我去年七月底參加美西華人學會一個探討兩岸前途的座談會,在會中我提出疑問:恢復兩岸高層官方交流將來會不會需要先滿足九二共識前提?是不是一定要承認九二共識,蔡習會才能夠舉行?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說過一句名言:「政治是藝術,關乎什麼是可能的,是可以達成的——是設法取得次佳(the next best)的藝術。」 尼克森和毛澤東在1972年會面,當時北京華府彼此還算是敵人,25年相互隔絕。他們見面,有著清晰的戰略意圖,可風險極高。歷史最後證明這場會面改變了世界,中國大陸由此而確保承平興利近40年,美國也藉此邁向了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這世界一度幾乎跨入一超獨強的單極格局。

1982年,鄧小平和柴契爾夫人在北京第一次見面,那次見面,非常敏感,牽涉到怎樣對待19世紀中英三個不平等條約:中國對港島和九龍半島究竟有沒有主權?新界的租期即將屆滿,如何處理?這些根本問題關乎中國國格,今所謂核心利益,可是雙方會晤當時並沒有預設前提,鄧小平沒有要柴契爾一定先得同意三個不平等條約作廢,主權完整回歸,否則拒絕見面。其結果史冊載明,這場高層會議對中國沒有造成任何不利,香港在1997順利回歸,中英不平等條約一個個成為廢紙,走完了蔣介石在半個世紀前簽訂中英新約時不得已而留下的最後一哩路。

尼毛鄧柴蔣俱往,也都成為歷史巨人,因為他們在關鍵時刻做到過什麼是可能的,是可以達成的,而不去死咬原則不放。今天習近平已經崢嶸展大略,兩岸對蔡英文也不可小看。進一步如果理性地分析,九二共識這個條件其實在蔡英文就職演說中已經大體滿足,北京可以權且賦予審慎樂觀。蔡事實上願意談,談的立足點便是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和92年達成的共同認知與諒解以及92以來的歷史事實和政治基礎。

去夏當時在座談會上我提出以上分析,台灣背景的一位美大學政治學科教授便表達不同觀點,認為如果把那四個字倒過來變成「識共二九」,也還一定會是雙方官方交流前提。他的這個似乎是形式邏輯的唯心思維結論基本上呼應國民黨的堅定立場,固然未嘗不可,可時隔不過四個月,言猶在耳,這個思維已經面臨潛在修正,而構想竟主動來自大陸。 11月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所長周志懷在兩岸智庫學術論壇具體提出,大陸不反對在九二共識之外,建立具有創造性的、體現一中原則內涵的兩岸新共識;他並且建議展開兩岸智庫對話,討論方案和路徑。北京的立場一經如此提出,很快地若干位兩岸學者在12月便聚集上海,並歸結倡議以「兩岸同屬一個中華民族」做為替代共識。至於兩岸政府能否接受,應該還有相當一段發展,判斷這不會是雙方唯一選項。目前的話題是,究竟川蔡通電話對於替代共識的形成會有多大程度的影響。

九二共識一直存在著必須補足的缺陷。馬習會對國共而言的一個失慮,是沒有將這個論述形成政府對政府的正式書面文件,因此九二共識四字雖然國共在政治上幾乎視為定海神針,但在法律上卻依然缺乏約束力,無從和中華民國憲法和法律、台灣關係法以及中美三公報等量齊觀。九二共識原本就是事後第三者根據理解和推論而命名的,而且事實上,兩岸政府都還曾經多年不願採用。至於美國,近年刻意不使用這個字眼,立場開始選擇模糊。是所以對九二共識該名詞的承認與否,就各相關方來說,到目前為止主要還是一個政治性而非法律性的動作。

因之,這個概念的生命顯然必須要靠主觀意願和客觀形勢的幫助才能夠獲得鞏固。國民黨有強烈意願予以信守,因為這四個字是國民黨的政治資產,可恰恰愈是如此,民進黨興趣愈低。假定北京對九二共識果然採取唯物思維和辯證對待,便可以說是取法乎上,比國民黨靈活。一位美國賓州大學觀察銳利的中國問題專家和我說,他不認為中國會非堅持用這個國民黨創造的詞彙不可。

用辯證法觀照世界,自有其消解方案和新生再造。 《老子》辯證指出,「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但凡概念和現象,總存在著動態關係,對立而轉化,不可能一成不變。 《莊子・天運》又記載老子說:「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意思是,名有公共生命,不隨主觀意志而轉移,即使是像仁義這麼冠冕堂皇的詞彙都並不能替代生民本體,所以千萬不要將它絕對化。國民黨之於九二,和民進黨之於台獨,都明顯存在一個不可多取的問題。就算是人間最美妙的音樂,重複聽多了,可能更愛聽,也可能會導致疲乏,但非常不同的聲音必然出現。

馬克斯創造出唯物辯證法,用它解釋一般規律。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是一個過程,過程是由狀態組成的,世界上沒有永恆的事物;按矛盾律,事物必然經過對立而統一。所以,在因應形勢的時候,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從而給與引導。

北京顯然已經展開主觀能動性,藉以肆應蔡英文政府和川普政府所先後帶來的地緣政治變化。 21世紀頭20年,中國界定為重大戰略發展機遇期,國共兩黨曾經以九二共識提供了海峽穩定條件,助使中國得以從容應對歐巴馬政府,八年而取得戰略性綜合國力的大突破,當然台灣也有所得。如今蔡川帶來變數,北京或許衡量轉化,這一切為智庫尋求“俾斯麥次佳”似乎帶來了若干程度的緊迫感。

民進黨也感到緊迫,前主席許信良最近倡議以中華民國憲法做為兩岸共識的一個基礎,因為這部一中憲法已經是台灣內部最大共識。這剛性共識既不可迴避,又能搭橋鋪路建構長久體制,但關鍵是中共得先要權衡將馬習會互不否認治權的成果,轉善果為善因,考慮到讓馬習會的成就不致完全流失。傳奇外交家季辛吉的成功要素,是永遠站穩政治和法律至少兩個支柱,否則如何寄望於可持續性?

(原文刊登於《中國時報》1/28/2017東西交鋒專欄,作者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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