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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帶來危機嗎?—日本的例子 發文時間: 2017/4/12   文 / 薛承泰台北 瀏覽數 / 30,450+

兩百多年前當地球總人口約為10 億時,那時候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掀起了一場論戰,他認為,人口增加速率(幾何級數成長)將超過糧食增產速率(算術級數成長),人類社會將發生糧食不足導致戰爭、饑荒、瘟疫等災難,這個自然規律將困住人口成長,除非人類覺醒進行自我調節,如節育或晚婚。

先不論馬爾薩斯的論點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說法卻影響了日後的達爾文進化論(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以及二十世紀優生論者;不幸的是,軍國主義結合優生論,引發以槍砲的強弱來詮釋人種優劣,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都有此成分。

二十世紀後半人類的長壽現象逐漸普遍化,世界的平均壽命不斷拉長,乃人類所未有,老化趨勢在可見的未來難以逆轉,其中日本這個最老國過去二十年間所經歷的一切,就成為世界矚目。

簡單地說,日本在戰後經濟復甦快速,以積極補充人力(鼓勵生育)、照顧傷患殘疾、安定生活為施政重點,1970年代至80 年代即快速崛起成為世界經濟大國。1990 年代之後日本人口高齡化趨於明顯,照顧負擔逐漸加重而牽制了經濟發展,1995 開始有完整的年金制度,2000 年推動長照保險制度,2005 年開始人口負成長。日本因應人口少子化與高齡化,制度雖較完備,成為最長壽國家之一,但老人卻未必是幸福快樂。

近年來日本某些地區因為獨居老人眾多,不少人死亡已久才被發現,甚至發生年輕人(其中還有機構中的照顧者)殺害安養院中的老人情事。有些鄉鎮老人比率高,生活節儉、少消費,使得該地區毫無生氣,被形容成「地獄之城」。有老人經濟狀況下滑,無法維持基本的生存而落入貧窮,被稱為「下流老人」。這些現象真的會成為日本的宿命嗎?也是其他國家走上高齡化的不歸路嗎?

日本在戰前因軍國主義作祟,鼓勵生育乃強大國家的必要條件;二戰結束後作為戰敗國,死傷慘重不在話下,鼓勵生育回補人口自然是國家重要政策。日本人從世界各地被遣返,在國內出現了數年高生育率現象,總生育率約在4.2 人,到1950 年一共就出生了超過一千萬人口。這群人在日本日後被稱為「團塊世代」,1960 年日本總人口突破八千萬人(台灣才突破一千萬人)。此後,除了1966 年有所謂的「丙午年效應」(日本傳統習俗每六十年出現一次的丙午年,傳說此年所生女性性格剛烈),總生育率急速掉落到1.58 人之外,基本上是在波動中往下降。到1975 年以前仍維持在總生育率2.1 人的人口替代水準。

另一方面,日本的醫療衛生進步很快,1986 年平均壽命已為世界第一,1989 年之後總生育率下降至1.57 人,高齡化與少子化現象已經浮現。進入1990 年代,政府展開因應措施,針對少子化方面,在1994 年有「天使計畫」、1999年有「新天使計畫」、2004 年為「新新天使計畫」;高齡化方面,2000 年有「黃金十年計畫」,接著是「新黃金十年計畫」。然而,日本生育率仍持續下降,2005 年總生育率降至1.26 人,就在那一年出生數開始少於死亡數,人口總數達到1.26 億的高峰後進入負成長階段。

安倍三箭的功效

於是日本政府更積極推動鼓勵生育,展開「少子化社會對策」,實施從出生到十五歲的生育補貼,光是發放「兒童津貼」政策,從2007 年以來在額度、年齡、資產調查等措施即數度改變,這些政見甚至影響其政黨輪替。近年來日本生育率略有回升,但每年死亡數仍多於出生數,人口負成長仍在持續。估計2018 年可能跌破一億人口,2060 年將降到8,700 萬人左右,65 歲老人在那時的占比為總人口的40%。

為了因應老人增加,日本自1961 年即建立國民健康保險與國民養老保險制度,2000 年開始實施照護保險並推動「健康日本21」,試圖打造二十一世紀老人的健康,減少其病痛與受照顧時間,尤其重視老人因生活習慣所罹患的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心臟病、糖尿病與癌症等,積極推動預防工作。同時,日本政府也積極打造對老人友善的生活環境,以減少意外發生;2005 年開始更加強對失智症的防護與支援。這一連串政策實施後,老人健康確實提升,因此壽命又繼續延長,但是老人照顧與經濟生活壓力仍伴隨高齡化趨勢,只不過往後延,情況並未減輕。近年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射出三枝箭,也沒有挽回經濟頹勢。

二十一世紀以來,世界各國開始重視「健康餘命」,並不斷精進「疾病壓縮」的各種科技。日本是個典型例子,醫療科技的進步已能讓高齡者處於健康狀態的時間拉長。可是,需要照顧的時間似乎沒有明顯改變,所需要的生活與照顧支出也沒有減少。換言之,老人失能時間雖然延後但沒有縮短,當老人年齡更大時,身體退化更為明顯,多數經濟能力也變得更差。

日本的例子對台灣來說,就是十五到二十年後的寫照。

我認為日本整體趨勢未來發展並不樂觀,並不是措施不對,而是日本缺乏前車可鑑而錯過推動時間;我國應以此來攻錯,參考其措施在適當時間來推動。至於什麼是「適當時間」?這就是本書所強調的—了解人口結構、特色與趨勢。人口既然是國家施政的主體對象,理當作為基本知識,尤其台灣人口變遷速度快,是許多國家所沒有的,表1-4即為近半個世紀來,總生育率的跨國比較,僅僅從1960 年到2013 年,台灣總生育率即從最高變為最低。

台灣必須搶時間,因人口結構不會一夕之間改變,若要減緩高齡化速度,就應盡早「鼓勵生育」。我國在2003 年生育率就已低於「超低生育率門檻」,開始被聯合國列為最低之列,可惜當時除例行的社政與衛政措施,並沒有積極因應,即便到2007 年編撰「人口政策白皮書」,2008 年出版,政策主軸仍無「鼓勵生育」。2008 年政黨輪替之後才陸續有相關措施上路,2015 年雖仍有超過二十一萬的生育量,可是政策強度仍不足以因應未來的趨勢。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過去的夕陽(餘命)短暫,未來的夕陽時間不斷拉長,如何妥善運用美好的夕陽,是面對高齡化趨勢時可以嘗試突破之處。台灣老人將愈來愈多,老人的教育程度與健康狀況也在提升當中,老人期拉長了,卻未必是社會累贅,甚至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在70歲之前,我國大部分老人的健康狀況依舊良好,社會上仍存在許多合適的職業與工作類型,若採取從60 歲到70 歲的階段式退休方式,年長者經驗得以傳承,且有較長適應時間,也不會妨礙年輕人就業。

老人保持一定程度的工作與社會參與,對其健康、心理、經濟以及家庭都有正面幫助。有愈來愈多人建議將老人定義延長到70 歲,我認為這個改變有可能在未來十年實現,當然所有的社會福利政策也必須跟著調整,這對於減輕國家財政負擔會有幫助。

改變老人定義牽涉到國家社會福利、退休、照顧等體制,以及勞動力的詮釋,但未必有助於改善老人健康與生活品質。壽命拉長既然是趨勢,如何延長健康時間,壓縮疾病與需要被照顧的時間,也就是延長「健康餘命」,即為努力的目標。我國「平均餘命」減去「健康餘命」為7.3 年,略低於OECD國家平均,應有提升空間。

本文節錄自:《台灣人口大震盪》一書,薛承泰著,天下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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