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華人精英論壇 | 「方言不是毒蛇猛獸」——郭振羽教授談新加坡的語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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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不是毒蛇猛獸」——郭振羽教授談新加坡的語言和文化 發文時間: 2017/4/13   文 / 郭振羽新加坡 瀏覽數 / 23,650+

(整理:林清如,林沛)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現任新躍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主任。郭教授向來關注新加坡的語言與文化發展,去年11月25日應《怡和世紀》邀請,到怡和軒與編委同仁進行交流時,針對一些有關新加坡語言與文化有關的議題,與同仁分享他的觀察與思考。以下為郭教授當天的談話摘錄。

——編者按

問: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區域語言中心的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中發表一篇論文,根據一些統計數字指出,本地能夠聽懂六種語言的人數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結論,在有利的環境底下,要學習官方語言(華語或者英語),不必要犧牲方言的學習。您講話後不到幾個月,建國總理李光耀就啟動了旨在取締方言的講華語運動。您第一時間有怎樣的反應?從語言學角度,您當時是怎麼看待那個即將展開的運動的?

答:語言的問題,其實是我在讀博士的時候就開始做的研究,我的論文和這個有關係。我那時在美國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學請我來,大約就是因為我做語言社會學(sociology of language)這個課題。我來新之後開始關注新加坡語言狀況,在70年代已經發表了幾篇論文。

據我的觀察,李光耀先生從1978年起已經好幾次上電視演講和座談,又到南大談語言,談雙語問題。看得出來他已經很密集地在做準備了,而我正好那時就在那個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當然我在寫講稿的時候已經看到當局的方言政策趨向,所以我結論才會談到兩種語言的學習不是對立的關係,可以同時學得多、學得好。我也知道這個跟當局當時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還記得,我上午發表報告,中午在餐廳吃飯時就聽到新聞廣播,報導我的研究內容。這個課題,好像忽然就變得很受各方重視。到了九月初李總理為講華語運動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觀點不符合官方論點,是政治上不正確的。這是當年一個背景。

李先生認為不同語言的學習是「零和」的關係。他認為人的腦筋就如電腦一樣,你這邊多儲存多用,那邊就少了,認為多用方言,必然會影響到華語的學習和使用,因此,必須以決斷的手段,鉗制方言。可是,心理學家不是這樣說的。人腦有很多潛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強。在這個問題,多年來李先生的想法前後很一致,可說是他一輩子的堅持。一直到他最後出版的兩本書——《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2012)和《李光耀觀天下》(2013)——他都是這樣堅持的。

我卻始終認為,讓方言沒落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覺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畢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維繫的一個重要紐帶,尤其是早期的老人們,沒有了方言,他們和晚輩間的溝通的確出現了困難。關於華語與方言的關係,究竟是不是「零和」關係,在語言學上是有爭議的。有不少學者認為學習方言有助於學習華語,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層的華族文化可以互補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現的價值觀,和華族文化價值觀,更是一脈相傳,融為一體。總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獸;方言和華語也不是「零和」關係。毋庸置疑,方言與特定華人族群的文化傳承和身份認同是有一定關聯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從社會學和語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認為語言環境不必「一刀切」。多種語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滅),其實是一種更理想的社會文化景觀,也會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環境充滿活力。

這麼多年來在不同的場合,我基本上一直表達這樣的看法:對方言這麼樣地打壓,對語言環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實是矯枉過正,譬如馬上學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證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時一碰到一些問題一些阻力,結果又調整政策,半途改轍。

李光耀先生要壓制方言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深信方言對華人社群、華人社會的整合是負面大於正面的。從十九世紀開始到二十世紀,不同省籍的華人,幫派之間,有很多衝突,甚至於流血械鬥,經過了許多時間的努力才慢慢融和。以華語彌平分歧,融合華族,是李光耀語言政策的一個重點。

大家容易忽視的是,李光耀生前最後一次就語言問題發表談話,是2013年8月在他的選區國慶晚宴談話。他引述美國心理學家研究結果說,同時教導兩或三歲小孩多種語文並不會對孩子的學習造成混亂。「美國社會科學家已經證明,儘早教孩子更多語文,孩子掌握這些語文的機會就更高。」(早報2013.08.17)這段重要談話是不是表示他老人家最後修正了他對語言學習「零和」關係的看法?如今斯人已逝,我們是無從查證了。

問:您剛剛提到方言文化與高一層的華族文化。請問在一個像新加坡這樣的特定移民社會裡,方言在保存與傳承華族傳統文化能扮演怎樣的角色?

答:講這個問題,要先知道方言對新加坡社會,對新加坡華族社會的定位在哪裡,方言的重要性在哪裡。從根本來講,新加坡華族文化向來都是經過方言文化演變過來的。民間習俗信仰等等,都是以方言為載體,延續傳承下來。當然這中間,延續下來之後有時會調整,有時有變化,這都屬文化演變的一部分,但基本上是以方言群方言文化為基礎的。這在人類學社會學上,稱為「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

在小傳統之上,大傳統(great tradition)就是孔孟思想、文學、哲學等等,層次比較高的。都是經過文學、經過哲學、經過教育,經過高級知識份子來承傳下去的。十九世紀、二十世紀,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到新加坡來,進入報館、學校,包括短期來的,譬如巴金、郁達夫等等。有些來了之後,因種種原因,也許就長期留了下來。這些人把華族文化比較上層的,所謂大傳統帶過來,作用最高,貢獻最大。不過外來的人才流動性很大,要讓文化在這邊能夠生根,能夠成長,當然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的華校生。但是長年以來我們的華校教育基礎不夠,一直到南洋大學成立,才開始建立基礎,才出現一個高潮,高潮就在南洋大學。當南洋大學成立,聘請到一批早期從中國出來(包括來自臺灣)的學者,開啟了海外中華文化的教授和傳承。當年有這批老師輩傳授下來,累積到足夠的基礎,就可以開始慢慢發揚光大。只可惜後來南大關掉了,新加坡就很難維繫剛剛冒芽的本土華文傳統,沒有辦法再傳到下一代了。

而以方言為載體的小傳統,長時間在本地華社將近兩百年的歷史裡,佔據了重要的地位。基本上當年華族文化靠的就是這個小傳統。把這個基礎拿掉,就有危機了。

講華語運動的結果是打擊方言,那就把小傳統削弱了。與此同時,政府也很希望把大傳統帶進來。所以當時也提倡儒學教育、儒家倫理,這其實也是希望把傳統文化的上層建築建立起來。可是,這麼做還是沒有成功,因為基礎已經削弱了。

再往前看,我要提到新移民的參與和貢獻。這個課題到現在好像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我覺得九十年代之後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對未來新加坡華族文化的發展,會發生重要作用。這批新移民有其文化背景文化素養,有不少人多年來已經積極參與新加坡的文化活動,做出貢獻。新加坡華族人口在50歲以上還有一批所謂的華校生,50歲以下就有了斷層,而且逐年減弱。而補充接續這個斷層的,正是90年代後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可以說是延續中華文化的生力軍。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多來自北方,跟原來這裡以閩粵文化為背景的華族人口,不免有點距離,對近年新加坡要強調的本土意識本土認同,必然是一衝擊。新舊華族人口的互動和交流,未來發展會怎麼樣,如何融合,對華族文化長期發展會有怎樣的影響,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新加坡華族文化發展的大背景,是一兩百年來中國文化本身的歷史進程。新加坡和大中華地區的交流交往其實從來沒有間斷過,也是新加坡的重要文化資源。這方面的交流,隨著中國國力崛起,將會更趨加深。這方面的交流一向來新加坡是接受的多,回流的少。只有在大眾文化上面,所謂流行文化方面,我們還有孫燕姿,還有林俊傑,占一席之地,雖然有限,卻極有意義。

關於華語與方言的關係,究竟是不是「零和」關係,在語言學上是有爭議的。有不少學者認為學習方言有助於學習華語,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層的華族文化可以互補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現的價值觀,和華族文化價值觀,更是一脈相傳,融為一體。總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獸;方言和華語也不是「零和」關係。

——郭振羽教授

問:政府當初顯然是以雙語教育政策做為推廣華語運動的理論根據。您曾在1986年說過,「雙語教育的目標應該是『雙文化』的學習,也就是對傳統和現代文化精髓的吸收,必需有深度地去學習。」回顧近四十年的講華語運動,您認為我們在培養雙文化人才方面有了哪些具體成就?或在政策上有哪些不足?

答:記得吳作棟總理是在1993年才提出雙文化這個的政策,我倒是更早就有此議。早期的雙語教育失敗的地方是只重教學,不懂教育。重視的都是在學華文,要認識多少字。考試是考什麼呢,小學一年級要認識多少字,二年級認識多少字。因為有這個要求,學生就要很努力、很痛苦地過這個關。到最後既不懂文化,也不會欣賞文字,這是它失敗的地方。之後政策上其實有調整,有浸濡,以各種方式提升學生對文化的認識。當然講到最後,新加坡還是太重視考試成績。我的學生有不少是特選中學出來的。畢業三年四年之後,華文書華文報都不看了。他考試過關,華文成績不錯,已經很高興了,生活中再沒有華語華文的影子。

不過,我還是要肯定李光耀先生的貢獻。過去這幾十年,要是沒有他全力推動華語,華語的地位會更糟糕。這一點很多人可能有不同意見。內閣裡面,所有比他晚一輩的,吳作棟這一輩的人,華語都是他逼出來的。我相信對於雙語,李光耀是有誠意的。你不能說,他打擊方言,也說他打擊華文華語。但是他的認識只能到這裡,也有現實的考慮,結果只能推動華語無法推動華文,最後只能講不會寫。這些是他面對的限度。如果說他的目標是希望新加坡成為一個完全講英語的社會,那是不公平的。

問:從語言環境的變化來看,方言的沒落導致華語的萎縮、影響到華語的整體能量,等到政府也希望把您說的大傳統帶進來,提倡儒家教育、儒家倫理以建造高層次的華族文化時就有點力不從心。記得李光耀很欣賞杜維明,原因恐怕就是杜維明同意說,儒學可以用英文來傳授。這牽涉到的,是語言與文化學習之間的關係,您如何看待?

答:這是兩回事。一般人,包括華社的主流,常常有這樣的說法,認為學了英語你就變壞了。學了英文就會吸毒、犯罪、男女濫交,然後說一定要學中文才懂得什麼是孝順、什麼是文化。這個論點我很早就表示不同意。

杜維明的話,我是同意的。講到文化的學習,雙文化的學習要是沒有學好,就變成半文化,兩邊都沒有學好。我很強調,把英文學好,把英國文學,世界文學、西方哲學這一套弄通,就是一個文化人。絕對不能夠說,我懂中文你不懂中文,就自以為高人一等。所以,我可以理解杜維明為什麼這麼說。他也必須這麼說,因為他要在本地傳授的是儒學。

至於華語華文隨著方言同時萎縮,這是一個問題。特別是在七八十年代受打擊最厲害的時候,這個是比較遺憾的。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崛起,社會大眾對華語文的態度有某種程度的改變,開始出現更正面的態度。至於說到現在,對現在第三代第四代的領導人的雙語言雙文化的背景,我是蠻正面看待的。譬如王瑞傑、陳振聲,現在的兩位教育部長王乙康和黃志明,還有我們的幾位女將,楊莉明、沈穎、劉燕玲。他們的雙語程度,比他們的高一輩要強,比李顯龍都強。他們的學習過程,真的就是從雙語開始學上來的。我覺得他們對語言問題有一定的理解和認識。就這一點來講,因為他們有這樣的背景,在做決策的時候,比較可以理解到華語的重要性,制定語言政策應該是沒有問題。問題是政治的干預,很少別的社會有這麼強勢、這麼有效率的政府,可以徹底執行政策。假如政治影響的力量不要那麼強,只是作為一個語言變遷的因素之一,民間還有足夠的力量來做調整,就有自然的演變,這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問:要是沒有講華語運動,沒有政府的行政干預,讓方言自然演變,方言會不會淪落到像今天這樣的程度?

答:我想不至於這樣,但一定會減弱。你到中國去,到各個地方去,情況還是一樣的,有些地方方言保留得強一點,有些地方還是不行。特別是像新加坡這樣一個大都會。你到福建去,到永定,到龍岩,方言可能多一點。到廈門,方言用的就比較少了。一個大都會,肯定什麼人都來了,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公共」的語言。在新加坡的演變,差異在因為有政治介入,所以情況有點受到扭曲。要是讓它自然演變,自然有不同的力量在互動,發生作用。

有人說,方言在沒落。方言沒有了,怎麼辦?新加坡的華人的方言,在方言的世界裡面,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中國還在,新加坡影響不了方言的盛衰。重點還是在中國。現在有一些地緣會館要再回中國去尋根,加強聯繫,都是努力在試圖把紐帶再接上去。剛才說的方言傳統,譬如戲劇,特別是地方戲曲,經常有人把中國的劇團樂團帶過來,努力推廣推動,有不同程度的成功。我常常說,客家話從世界上消失,那怎麼可能?但是你如果拿來跟一百年前,某個社區來比,不論是在新加坡或在中國,那情況肯定是有變化的。

問:事實是方言禁令不時引起爭議,一路來也常有希望放寬方言禁令的聲音,最近官方連續拍攝方言劇向老年人宣傳政府施政,有論者認為這是方言的回潮,您有怎樣的觀察?

答:有不少以地緣與語緣為基礎的會館,還是在努力保留方言,並推廣方言文化。在民間,也還有公民自覺和民間自發的「保留方言運動」。近年來,各個宗鄉團體大規模舉辦世界懇親大會,辦「潮州節」、「客商大會」等等,開展歷史學者曾玲所稱的「宗鄉文化復興運動」。在華語運動的大環境下,這些境內和跨境的努力究竟有何作為,會有何成效,還有待觀察。不過凡是有這類活動,也都要注意到它都可能是雙刃劍,要注意是否有重整幫派、排斥外人的傾向。

方言近年是不是有回潮的現象?現在每星期五中午電視有一個方言劇節目,以老年人為物件,我覺得這是一個鬆動的象徵,但是也很詭異。允許方言節目,理由都是為了宣講政策。用方言講政策這是有前例的,沙斯時也是利用方言講政策,再譬如「建國一代」的優惠的解說。當有需要的時候,部長用方言來解釋,這是非常功利性的。雖然如此,在我看來還是有政策性的鬆綁。特別是到了「後李光耀時代」,少了老人家的關切,或許嚴厲管制方言這一頁,可以翻過去了。

電視廣播的管理機構早在90年代,新加坡廣播管理局(SBA)時期就成立了一個華文電視節目諮詢委員會,我在創立初期就受邀為主席。1996年和2003年的年度報告,委員會兩度建議放寬方言禁令。有關方面很快就有反應,表示事關基本政策,不能接受;同時也說要是放鬆允許一種方言廣播,就必須同時允許另五種方言廣播。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說必須要播放方言節目,只是建議政府不要去禁止。假如沒有觀眾無利可圖,誰會要去做一個節目?現在星期五中午的方言劇節目,要不是政府給錢,誰要去做?

問:講華語運動推行了三十多年後,李光耀說這個運動面對的最大挑戰不再是方言,而是英語逐漸成為家庭的主要語言的趨勢。在您看來,講華語運動應該如何走下去?

答:其實早在1990年代開始,講華語運動就開始轉以講英語背景的白領階級為物件。2000年之後,更是集中力量針對年輕的一代,鼓勵多講華語。講華語運動的目標和策略可以說是與時並進。講華語運動推行37年了,今後要怎麼走,還不知道。我想到的是,如此長期的運動要怎麼結束啊?講華語運動到底有多成功,甚至於怎樣才算成功,都難有定論。我倒是很肯定政府的努力。如果不能成功,新加坡以後就變成一個英語的社會。你看外面那些家庭都在跟孩子講不三不四的英語,到最後可能就跟在美國的華人社會一樣。

我在李光耀雙語基金會擔任董事,一開始是王瑞傑做主席,現在是黃志明教育部長。跟他們開會時,我覺得他們的態度很積極,很開放,很努力。雖然這是個半政府機構,基金會的秘書處成員,很多都是教育部的。基金會的資金不少,這筆錢要怎麼用,要鼓吹什麼?鼓吹的物件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幼兒的雙語教育。而且雙語教育在這邊的目標是很清楚的,沒有一個項目是要推動英文。所有的重點,都放在怎麼樣推動母語的學習。很明顯的,英語不需要推動,大環境已經在這裡。雙語就是英語加母語,資源都投放在這裡,要我們的下一代,從幼兒時期開始,學好母語。在這一方面,我不懷疑政府的誠意。

(原文刊載於2017年2月–5月號《怡和世紀》第31期;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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