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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偷則不同為惡 發文時間: 2017/5/11   文 / 張作錦台北 瀏覽數 / 15,550+

當天下滔滔,這應該是要求知識分子的一項最低標準。

註:知識分子永遠是國家希望的寄託,不管是哪個黨執政,哪個人主政。觀乎今天台灣的政局,重讀舊文,感慨尤多。──作錦

今年一月九日,聯合報副刊登載龔鵬程教授的文章〈知識人往何處去〉。他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傳統上或居於歷史的中心勢力,或相信自己應該、也能主導歷史的發展,並引領社會的動向。但是現在居於歷史中心地位的是官僚和商賈,他們只是利用、雇用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已被徹底邊緣化,只能在一旁惋歎為什麼這個社會要走向他所期期以為不可的深淵。

二月十八日,在《聯副》上又讀到周志文教授的「回響」──〈莫說江山好,有國無人謀〉。他指出:界定知識分子的重要標準是能否「仁以為己任」。仁,是道德的極致。知識分子若能不放棄道德理想,在出處去就之間依然堅持某些原則,則知識分子即使不能入主政局,仍然不能算是社會的邊緣人。反之,知識分子如果媚世,與現實妥協,整個社會是非不彰、善惡不分,這時他即使身居高位,也不能證明他是社會的真正核心。

這是兩篇探討當前台灣知識分子生態與困局的極有力文字,雖然並沒有引起多麼熱烈的討論,不免有點兒寂寞,但總算有人注意到這樣的問題,為這個時代留下了紀錄。

「道德理想」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一個讀書人,言行上要有怎樣的表現,才能符合「道德」的標準。討論這個問題,似乎向來有兩個層次:當條件許可時,知識分子要關注國家社會,為黎民百姓的福祉盡心盡力;當環境有限制而不可為時,知識分子也要能把持住自己,不同流合汙。所謂「兼善天下」與「獨善其身」,庶幾近之。當然,條件要人來創造,知識分子既「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怎能只把自身修持好了就算滿足?不過仁人志士是高標準,不能要求每個知識分子都做得到。在一個惡劣、腐敗的環境裡,知識分子如能不屈從、不墮落,留著自己這一點漂白劑,也許有使社會重現清明的一天。這樣的期許雖然低調了一些,但也非全無積極意義。

就是這麼一點最低限度的要求,拿時下一些事例來印證,某些知識分子都未必做得到呢!去年第四次修改憲法,輿論多指謫為「量身擴權」,但「量身」的設計者,「擴權」的推動者,主要都是知識分子。他們回拒各方批評的盾牌是:「政治的歸政治,學術的歸學術」。果然,在修憲完成之後,這些人就從學術走向政治--做官去了。

台灣推行「民主政治」的成果,被黑金吞食大半。但有知識分子為之辯護,認為黑道也有參政權,連國父孫中山都曾與幫派掛鉤呢!既然「黑金有理」,於是大學選校長、院長也照樣請客、送禮、綁票,看不出那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和宏揚真理的地方。

也許我們可以說,凡是有這類行為的人,都算不上「知識分子」。可是知識分子總得有一些外部條件。像我國歷屆內閣首長,多為留美學生,多有博士學位,總應稱得上是知識分子了;但很多人降志辱身,一方面招之即來載欣載奔,一方面揮之即去痛哭流涕,在位時也多患有唯唯諾諾的軟骨症,哪裡有半點知識分子的尊嚴?

這還只是從政治層面來看,在文化和社會層面上,某些一讀書人或阿世媚俗,或立異鳴高,或為個人利益驅群眾如馬牛,早都失去了「仁以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守則。蓋天下滔滔,誰不搶在前面順流而下,可能就有守舊、落伍的內心恐懼?就像在公路上開車,很多人都走路肩,有人就會覺得,不走就不識時務、吃了虧。

知識分子固然應有「兼善天下」的胸襟懷抱,但至少也要有「獨善其身」的起碼行為準則。鄭板橋有一封家書,勸他弟弟不要管別人做什麼,自己要做認為對的事。他說:「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為惡」。後半句林語堂的英譯是「When the customs degenerate,abstain from walking in evil company.」abstain這個字有「自動抑禁」的意思。如果有人把刀子放在你脖子上,逼著你說本來不願說的話、做你本來不願做的事,沒有人能苛責你;要是沒有那把刀子,你卻主動取媚干祿,那就是自辱自殘了。

所以,是否能「不同為惡」,以之丈量知識分子,也許還算是一把有用的尺子。

(原文刊載於1998年3月15日《聯合報》;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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