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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父親傳記 看中華民國近代史 發文時間: 2017/8/7   文 / 楊艾俐洛杉磯 瀏覽數 / 24,300+

今年是我父親過世十四週年,也是我失去父親以後的第十四個父親節,我很早就想把他手寫的傳記打出來,配上圖片,做成一本小書,以安慰他躺在臺北近郊空軍公墓之靈。但是一直還未完成心願。

父親年輕時投身國民黨空軍,一九四九年隨國民政府到台灣,做了大半輩子的台灣人,但仍然被稱為「外省人」。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也沒有被歸為台灣人,是所謂「外省人第二代」。父親這輩外省人,在龍應台的「1949--大江大海」歸類為「失敗者」,失敗了,如龍應台所說,他們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頭播種,我們這一代能在天真而開闊地長大。 

我父親不多言,就如典型的中國父親,很少顯露自己感情。記不起他對我表示過愛,曾經我覺得他對我不夠親密,尤其到美國,看到美國父親把女兒如公主般捧著,在一起總是親親臉頰,重重擁抱,在佛羅姆的「愛的藝術」中常說,兒女感覺父親對他們疏離,常常會導致兒女缺乏安全感,缺乏自信。而基督教裡,父親是上帝的化身,當父親影像不清楚,或父親不夠強壯時,更會導致對上帝全能的懷疑。

這些理論常成為自己很方便的藉口,我缺乏自信時,是因為父親疏離,對上帝懷疑時,是因為他從不要求我們做什麼,很少利用父親的權威,甚至與媽媽吵架時,他也沉默以對,默默回到房間。

他也從來沒有誇獎過我,縱使我從小全班第一名,大學在我們眷村裡考得最好,甚至我寫的「孫運璿傳」曾在台灣居暢銷榜第一名兩年之久,得到國家文藝獎,他的湖南同鄉打電話來道賀時,他還說我寫得不夠好,還要叔叔伯伯多指教。

他生病以後,我默默想起他做的很多事,大愛無言,靜靜地,剔透晶瑩,更顯出愛的深與重。

例如五歲時,我搭他的飛機,他是飛機上的通訊官,我坐在他腿上,起飛時他把手捂著我的耳朵上,怕我耳朵受不了衝擊,飛到半空,他會拿下自己的耳機放在我的耳朵上,讓我聽地面上塔臺的對話。

一路成長,他默默地,慢慢地為我做很多事,我做記者時,上夜班,晚上十一點多下班,兩年多,家裡住在僻遠辛亥隧道旁,不分刮風下雨,晴暑酷寒,縱使他要七點出發上班,他都會在公車站牌下,白淨的水銀燈下等著這位二十餘歲,初入職場的女孩。

八十幾歲時,全白頭髮的他,還能站著幫我染髮,染完後,還要仔細地端著是否染得勻整,這邊加一筆,那邊再加一筆每逢從美國回來,我到家門,就搶著幫我提行李,回美國,也幫我提行李從三樓走樓梯下去。

在1997年,我為天下雜誌採訪香港回歸大陸,晚上九點多回來,又餓又累,但是踏進家門,在暈黃的燈光下,赫然擺了六樣菜,有我最愛吃的紅燒黃魚,還有一盤菠菜拌豆腐乾,上面灑花生米,一面看我吃著,他還很得意地說,「我做的菜不會比妳媽差吧。」

當時媽媽去澳洲觀光,我問他花多久時間作的,他說下午才開始,但我想以他年齡,再加上他的慢工,一定前兩天就得開始準備。也許他從來沒有如美國父親說過,「女兒,我愛你」,但七十八歲的他,會拿著錢到菜場去選菜,回來後耐心地洗菜,切菜,還要為夜歸的女兒煎魚。

在天下雜誌任總主筆期間,雖然他不曾讚美「你的文章寫得好」,但他會說出我文章裡的人物,文章排在雜誌後面,會安慰我說那是壓軸好戲,讀者最喜歡看,排在前面,他為我高興。十多年前,我寫「孫運璿傳」時,成為暢銷書,他自己也捲起袖子,寫起他自己的傳記,至今我們能循線瞭解我們的血脈出自何處。 

讀到傳記第一行就讓我眼眶濕潤,「吾母鄧氏,生我兄弟姊弟五人,吾最小;深受祖父及父母愛護,乳名金生,六歲入私塾,」,我自懂事起,就看到父親忙著寵別人,寵太太,寵兒女,邁入耳順之年後又寵孫子孫女,最後還寵兩歲的曾孫女雙胞胎。很難想像到這滿頭白髮,安靜恬宜的老人,也曾被爸爸媽媽,爺爺奶奶捧在手心裡。名為金生,必定是個寶貝。 

從他傳記裡也看到一個少年不甘為環境所束縛上進的心。他生長在湖南攸縣一個小農村裡,小時一意向學,無奈私塾總是幾個月後停辦,但他總能找到老師幫他補習,講解四書五經,十五歲才考上私立高小,讀不到一年又關門,每學期要繳學費十五塊銀元,每當繳費時,母親與哥哥他們不是家中殺一頭豬,就是把花生賣了,給他繳學費;看得出父兄對他的期待,期待他做個讀書人,掙脫農村世代貧窮的命運。

那是一個不甘為環境所束縛的少年,從小讀私塾,15歲才考上初中,18歲從軍,有著追尋美好社會及向上流動的願景。

這不正如400多年前,因為明朝、清朝的海禁,30公里內片板不許入海,漳州、泉州的人民也是為了追求美好生活,才冒生命危險,橫渡黑水溝,來到臺灣,追尋他們心中的桃花源,接著有閩、粵的客家人來台。臺灣除了原住民外,都是外省人,都是移民,為什麼還會有人高喊「外省人滾回去」。 

從他的傳記裡也看出民國初年國家的積弱難返,公權力不彰,小民受苦的景象。例如他們的鄰鄉,江西土匪猖獗,晚上下山提人,全家大小十餘人,都在天黑後拿一條草蓆一條棉被到野外睡眠,天亮才回家,過了十餘天,家人又把我寄放在親戚家,至土匪遠離後才回家,他的們學校天黑後,將門戶關閉樓下的窗戶都用磚頭堵住,以免他們摸黑進入學校,這種經歷在我們從小在朗朗讀書聲中長大的孩子,猶如天邊傳說,只有在「水滸傳」中才讀到。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和很多熱血青年一樣,投筆從戎,考入軍隊,但是曲折回盪,軍隊解散,只得回鄉,但他不甘挫折,三度考試,終於考上空軍,任飛機通訊員。受訓兩年,空軍飛機不夠,只能練習,後來又往印度受訓一年。

期間步行跋涉幾天,甚或幾月,腳上起泡,不能睡覺,或者寒冬,只有一件棉衣禦寒,我們看起來簡直如地獄,但是他覺得自己那時才十八、九歲,不在意,能睡就睡,能吃就吃,也許他們從小練就吃苦的本事,對日後的磨難可以承受,也從容以對。 

父親不是馬上就上戰場,到抗日戰爭結束,都沒有見過一個日本人。在武漢,慶祝抗日勝利時,他和同事上街,爭著去看日本人,當時仍有很多日本兵留在中國,穿著整齊制服,站在街頭,中國人看到他們,就過去賞個耳光去洩憤,日本人鞠躬如儀,不敢反抗,紀律嚴明。對照他們在中國的燒殺擄掠,血流成河,可以看出日本這個國家的民族性,踐踏弱者,崇拜強者,全世界莫之為甚。 

沒有和日本人短兵相接,並不表示他不是英雄,他後期坐在(他是通訊員)美國人援華的名為「飛行棺材」的飛機(用帆布和木頭做成)。在武漢,上海等地阻擊日本軍艦,並空投敵後,日本當時正在做困獸之鬥,炮火尤其猛烈,在飛機上看到下面炮火熊熊,他說心裡還是怕,但是軍命難違,每天仍然踏上死神之旅,傳記中有一頁提到,早上有十桌吃早點,到了晚上很可能就少了兩桌人來吃晚餐,只剩八桌。

民國四十八年,八二三炮戰時,中共猛力轟炸金門,父親及他的同事,每天都冒著致命的炮火,負責用飛機,必須冒著生命危險,輸送物資到金門。我們眷村都住著飛行員,在一百多戶人家裡,沒有一家有男主人在,我記憶裡,每天我媽媽就和鄰居媽媽守在收音機旁,聽著戰事消息,是不是有飛機被打下來,雖然才六歲,但是我可以感覺到死亡的陰影,都在我們眷村上空徘徊。

我父親的同期同學到台灣的只有三分之一,這也是他們那一代後來如此恬逸,如此知足,對亂世的人來說,能苟活已經不易,何況後來在台灣逐漸穩定,政府也對軍公教人員特別照顧(與當前感覺相反),至此我覺察自己幸運,能夠在我半世紀中都擁有完整的父愛(他八十二歲過世,我當時五十一歲)。

書寫家族史,現在變成我們這一代(很多都已退休)時尚嗜好,在時空的交替,世代轉換中,我們發現了更多共同點,而非相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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