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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省思(三) 發文時間: 2014/1/8   文 / 張安平台北 瀏覽數 / 14,000+

21世紀的資本主義

在18和19世紀,帝國主義的興起事實上是因為資本主義各國間調節不當,缺乏有效需求,及尋求投資新機會的強大動機所造成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卻用最原始的帝國主義加上武力和占領,來解決這些供需的問題和緊張關係。目的就是要為生產出來的貨物創造新的需求,也要取得低廉的原料並在過程中創造新的投資機會。

21世紀由資本主義,特別是經年累月的供給過剩,所造成的失衡,事實上無法解決。這個體系內,生產永遠超過市場需求。今天幾乎每個國家都師法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希望能解決供給過剩的問題。幾乎每個產業都生產過剩,全球各國也都受困於高失業率。列寧(Lenin)相信資本主義是沒有能力演化到國際權力平衡的狀態,因為它本身的特性就是它是一個發展不均衡的制度。現在全世界的市場不再是由『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s)』所掌管,反而是政府和大型的跨國公司在主導。沒有任何政府真正了解由政府掌控不論是貨物或資金所代表的意義。大公司也從來就沒想過要公平競爭。競技場的地板從來就是高低不平的。問題是現在每況愈下,因為在現在的民主政治體系下,政府只在乎它的選民,選民也只在乎短期的目的。

在勞工方面,全世界目前的失業率如此高,讓勞工討價還價的能力更低。此外,高科技的快速發展讓換工作更加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科技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結果大幅度降低了無技術和低度技術勞力的價值。新的工作仍然不斷被創造出來,但需要一套新的才能和技術才有工作。教育程度低的無技術勞工也造就了社會上新的『低』階層,就某種程度而言,他們等於被鎖在這個較低所得的階層中,很難翻身。在過去10年中,所得差距變得越來越大。幾乎所有的經濟成長都進入社會頂層人士的手中。最低所得階層的所得不管從數字上或絕對條件上看,都是真正的降低了。美國憲法的主要設計師漢彌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在他寫的『聯邦文件(Constitutional Paper)』中曾指出,傳統的共和國就是以貧富之間不斷的階級戰爭而聞名。20世紀德國的法學教授和哲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 也說,在民主制度中,大家都在政治上追求階級的利益,終將造成政治僵局,並使政府無法運作。由人民來統治或採用參與式的自治政府,經常會釀成人與人間自相殘殺的鬥爭。如果同時實施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最後就會讓國家癱瘓。就某種程度而言,今日世界的許多國家早已開始發生這種狀況。

即使是像用法律去保障私人財產所有權的這個資本主義最基本的主張,許多政府也已經開始七折八扣了。當今年塞普路斯的銀行出現違約問題時,塞普路斯政府很可能馬上面臨主權債務違約。於是一些歐洲國家的財長們就建議它對某一數額以上的存款開徵存款人稅(depositor tax)。它雖然是以稅為名,卻在實際上是政府沒收 (expropriation)的形式。對所得課稅叫做稅,對存款課稅就是沒收。但如果銀行倒了,拿存款戶的存款作為債權重整的一部分,這是可以接受的,這也是現行法律體系所保障的經商方式。然而,如果存款人存在銀行的錢不是神聖而不可侵犯,政府可以公然拿走部分的錢去解決它自己的債務問題,那麼不僅全世界現行的金融/貨幣體系會崩壞,現存的經濟體系最後也不再能有效運轉。

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是『仁慈的』。每一個政府都有自己的私利和鮮明的性格。甚至少有國家會想到傳統上所謂的『共和國的公民美德(Civic Republican Virtues)』。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麥迪遜 (James Madison) 對人類本性上習於愛自己,深以為憂,因為這會在一個政治體系內製造『派系衝突(violence of faction)』,並危及整體的利益。政府應引導人民走向一些共同的目標以及更高的理想的這類觀念已不復存在。人民的快樂既不是任何一國政府的目標,更不是聯合國或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最重要的工作。盧梭在18世紀曾一度想重振共和公民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但效果不大。大多數政府的作為只是為一己之私,並受到政治派系的支配。美國經濟學家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布坎南(James Buchanan)相信,當代的政治體都有一種不怕大幅赤字 (to run large deficit)的內在傾向,因為國家的錢並非政客的錢。這事實上正是今天大多數政府已經發生的狀況— 債台高築,才會有這麼多國家的債務危機。

今日世界大多數的政治體系都是民主政治。麻省理工學院前首席經濟學者詹森(Simon Johnson)在2009年5月號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中曾撰文批評,有些民主國家正漫不經心地走向寡頭統治,這是非常危險的。在多數的現行政治制度下,每一個選民的投票權是相等的。布坎南教授就曾經說過,『民主制度的問題是過份相信每一位選民都是理性的』。另一位最近訪問過台灣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近著『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也明白指出,人類是不理性的。但德國理想主義(Idealism)的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卻相信,人只有在理性時才會有真正的自由。韋伯也相信資本主義特別的地方,應在於人有高度的理性。不過,當今的世界政治菁英和決策者都得順應短視且非理性的民眾情緒,而資本主義經濟卻同時要求理性的決策。只有在理性與不傷害社會的前提下,個人的自由才能存在。

但在世俗化的社會裡,宗教道德不再存在而且學校不再教導學生美德的重要,自我和自私自利幾乎總會凌駕公共利益之上。長期的目標很容易被短線利益出賣。人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平等,『平等(Equality)』成為今日世界最被誤解的字眼。托克維爾在他所寫的『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中解釋,平等並不是指財富的平等,而是指『法律條件』的平等 (equality of “legal conditions”)。平等代表的是在法律下的公平對待(equal treatment under the law),而不是『結果(results)』相同。這個常被誤解的平等觀念,也有一個新的名稱來取代,那就是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但我們也不能用這個名稱來壓抑競爭,因為競爭是資本主義制度最重要的部分。政府有責任提供每位公民的基本需求和醫療照顧,但不是讓每個人的所得都均一化。誘因(incentives)和個人的成長仍然是人類最基本的驅動力。

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間的衝突

不論如何,今天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存在著明顯的衝突。資本主義支持少數,也就是『資本家』;而民主政治則需要多數人的支持,也就是『選民』。政治和經濟政策往往需要平衡。這也就成為政府和政治領袖最重要的工作。今天的問題是幾乎所有的政治領袖們,也就是政府,只隨著不斷改變的民眾情緒施政,並沒有真正考量兩者之間的平衡。

太多對資本主義含混籠統的觀念,以及對民主政治一知半解的做法,是今天我們面臨各種問題的真正主因。誠然,當代資本主義非常仰賴廣告、消費和擴張信用行為。它們越來越助長了享樂主義(Hedonism),也就是一個追求刺激和快樂、無視於對社會長期福祉責任的文化。人們忘了工作倫理、節儉和先努力後享受,這些是資本主義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礎原則。阿諾德(Matthew Arnold)擔心,對19世紀危害最烈的『文化庸俗主義(Philistinism)』(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在精神和文化層面的狹隘),仍然存在於21世紀。但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更多元的生活方式,引導人們不斷創造新的社群— 包括現在有許多是網路空間的虛擬社群,和新的共同目標。有效率的資本主義會促進有效能的文官制度,也就可以對法律和正義做更好的處理。有效能的政府和資本主義會帶來長期的經濟成長,也改善整體社會的福利。具有彈性的資本主義也給了社會良好的資本主義及民主制度能帶來的延展性。聯想和改變的能力是所有知識的泉源。這種改變的能力是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密不可分的部分。所有社會都有其缺點,但也都有能力去改善和自我調整。然而,這不應經由革命,而是要經由其人民及社會的知識菁英去影響--只要我們充分了解並信守對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我們相信資本主義仍然是今日世界比較好的一種選擇。

結論

綜上所述,以私人企業為主的資本主義在人類有歷史的早期即存在,無論在羅馬或是在中國,也一直和國營企業及指導式的資本主義併肩努力向前發展。一個成功的資本主義應該是找出兩者的適切混合體。只有當私有制資本主義明顯失敗的時候,政府才應該積極扮演資本家的角色,這時政府不但要界定,也要執行法律,讓企業可以公平競爭。最重要的是,在自由放任經濟模式(laissez faire mode)中,當然私有制資本主義可以創造龐大的財富,但也可引發一連串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財富很容易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這再加上快速進步的科技,就會把社會劃分成一邊是新的貴族階級,另一邊則是經濟困窘的下層階級。這樣的發展,假如不是引發階級間公然開戰而阻礙經濟發展和浪費人力資源,也會挑起社會不安。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有遠見的政治領袖,他們可以在公平競爭和良好的公司治理間建立平衡以達成社會正義,這也就是企業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達到均衡的狀態。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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