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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良制是原則,兩制是例外 發文時間: 2018/2/8   文 / 陳長文台北 瀏覽數 / 8,150+

日前,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先生投書《人民日報》海外版,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我感到好奇,陸方應該清楚台灣不同於港澳,為什麼依然要試圖在「一國兩制」的方向前進?

1991年,筆者以海基會首任祕書長的身分在北京面晤中共副總理吳學謙,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台辦祕書的孫亞夫就坐在吳副總理旁邊。吳副總理先提到「一個中國」原則,筆者回應:「沒有問題,因為《中華民國憲法》(和《國統綱領》)就是主張『一個中國』」。吳先生接著又提出「一國兩制」可以適用於兩岸關係,我認為他心中想到了97年之後香港和大陸的關係,因此,我對吳先生回以:「一國兩制」適用於港澳的回歸固然極有意義,但是就兩岸關係而言,「一國良制」應該是更好的選擇。事後我才曉得「一國良制」是經國先生在80年代回應中共領導人的主張。

27年過去了,如今孫亞夫先生已經是海協會副會長,他的主張與27年前吳副總理的提議乍看之下似乎沒有太大差別。但筆者的了解是,孫亞夫並不完全是對台灣人民喊話的。在海外版《人民日報》文章前段,孫先生強調和平統一的重要性,「這是民族大義」、「這是戰略全域的要求」,動之以義、曉之以利害,這顯然是要緩和地回應大陸內部鷹派,標明「和平統一」的前提性,這對台灣來說也是正面的。而接下來,就是要闡述「和平統一」的可行性了。

對於如何達到「和平統一」,孫亞夫答以「一國兩制」,那麼為什麼「一國兩制」過去20~30年來對台灣並沒有說服力與吸引力,未來卻做得到呢?孫先生的解釋是,「發展是硬道理」。從現實來講,大陸發展了,台灣不服也得服,不要「一國兩制」,難道台灣是要「一國一制」嗎?而正面一點的角度是,孫先生似乎在說,當大陸發展了,經濟繁榮了,與美國實力拉近了,那麼也就不用擔心台灣人民不信任,而願意在「一國」的框架下,保有台灣現在的制度。

筆者不反駁孫亞夫先生支持「一國兩制」的每一個理由,但筆者必須向相識20多年的孫亞夫先生(和其他中共中央的領導人)指出,這些藉「一國兩制」以便早日達到「和平統一」的理由,固然有其邏輯,但是就可行性而言,「一國良制」(或筆者近年來提出「良制一國」,先良制再一國)顯然較「一國兩制」更具說服力的(既理想又實際)。

一個正常的國家,同時施行一個「良制」是原則,「兩制」是例外,那麼過去為什麼大陸堅持要「一國兩制」呢?那就是孫亞夫文中說的,「兩岸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同」,要台灣接受一黨(中國共產黨)領導,對於自從1987年解嚴和已歷經3次政黨輪替後的台灣人民來說是不可能的事了。

相同地,要大陸實現台灣的民主制度,條件也不成熟。但若如孫先生文中所言,中國大陸「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那麼,「一黨領導」下的中國大陸如果這麼好,還怕台灣人民不動心嗎?或者反過來說,等到大陸已經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沒有條件,實現嚴格意義的普選、落實有競爭性的民主體制嗎?

總之,筆者想向中共領導人指出的是,「一國良制」(或更理想的「良制一國」),並不是要把大陸的民主化當作統一前提,而是要讓所有的中華民族同胞,透過和平理性的態度追求國家統一在較成熟、良善的單一制度上。

(原文刊載於2018年2月4日《中國時報》;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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