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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陸新金融政策看台灣 發文時間: 2018/4/13   文 / 黃齊元台北 瀏覽數 / 23,500+

大陸兩會之後,金融政策起了關鍵性變化。首先是人事與組織的改變,人行新行長由易綱接任,銀監會也和保監會合併。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下,大陸央行將有更大決策權利,而對內金融維穩也成為習近平任內監管機構的首要任務。

近年大陸企業海外併購積極,資金大多來自舉債,危害銀行體系安全,中央已對萬達、海航和安邦等集團開刀,進入信貸緊縮的新環境。大陸對於金融創新也開始趨向保守,第三方支付和P2P先行先試後,發展到淘汰與整合的階段。此外,網路金融政策也有調整,中央最近整合阿里、騰訊等業者資料,打造由政府主導的個資系統信聯,個人信用無所遁形。

不過在加強對國內金融機構監管的同時,大陸卻對外開放市場,取消銀行、證券、基金管理、保險等方面股比限制,進一步國際化,部分涵蓋了當年服貿協議對台開放的內容。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證監會並未被合併,資本市場發展反而加速腳步,開創了新局,有重大戰略意涵。證券的積極開放相對銀行的保守謹慎,成為兩個極端。幾年前股市炒作嚴重,證監會主席被撤換,針對新興企業的「戰略新興板」也遭擱置。但最近大陸突然開放獨角獸上市,並允許海外符合資格的中企以CDR形式掛牌。

與其說這些政策是前瞻審慎的結果,倒不如說是大陸針對川普封殺中國高科技的戰略反制舉措。未來大陸獨角獸企業在A股上市,將加速中國資本市場的創新與國際化,帶動科技產業發展,對美國形成更大競爭。

大陸新金融政策也會對周邊市場造成衝擊,以後亞洲最佳科技股市場可能不再是台灣,連香港也將受到影響。港交所主席李小加趕緊表示,企業若能中港同時上市,募資活動會更加活躍。

最近涵蓋全球110個金融中心的GFCI「全球金融中心指標」公布2018年調查結果,台灣排名30,最近4年的排名依序為21、26、27、30。令人憂心的並非台灣輸給香港(3)和新加坡(4),也非落後崛起的上海(6)和深圳(18),而是台灣由於兩岸政治風險,和以色列並列為「不可預測之中心」;此外也可能被東南亞國家追上,曼谷排名由61跳到37,吉隆坡則由55進步到40。

GFCI把全球金融中心分為三大類:全球性(Global)、國際性(International)、地區性(Local),每一類中又分成領導者、多元者、專業者和新進者4小類,台灣只被認定為「地區專家」。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廣州和吉隆坡被列為「國際性領導者」,連曼谷也被認可為「地區領導者」,令人情何以堪?

不要以為「地區專家」很好聽,在這個領域的11個國家中,8個是如百慕達、千里達、模里西斯等租稅天堂小國,亞洲則有馬尼拉和台灣並列。首爾的排名雖然由22掉到27名,卻入選15個「全球領導者」金融中心。

要檢討原因,我們必須分析計分方式,有三大指標:連接性、多元性、專業性。台灣專業雖佳,但卻失去了和世界的連結。吉隆坡排名突飛猛進,因其為伊斯蘭金融中心,且馬來西亞和阿里共同成立全球第一個「數字自貿區」,支付寶帶動無現金社會快速發展。東南亞現已有好幾隻獨角獸,未來排名勢必進一步上升。

面對中、港金融積極朝國際化和創新轉型,以及東南亞數位經濟快速崛起,台灣應有新的戰略。首先,台灣需進一步開放,反中銀招台生並非解決之道。Google、微軟來台成立AI中心,說明台灣適合成為外商大中華布局的副中心。其次,台灣應吸引較小型新經濟企業來台集資。中港均以大型獨角獸為招攬對象,台灣不妨在生技、AI、物聯網等領域,開放市值5億美元的迷你獨角獸快速上市。第三、在Fintech領域,應積極和外方合作。台灣缺乏網路生態系統,先天上處於劣勢,因此不應什麼都自己來,需加強跨地域策略聯盟。

富士康A股上市只是開端,未來還有不少台商想要出走。面臨環境巨變,我們的金融政策不能再局限於昨日思維,才能避免未來淪落為三軍的窘境。

(原文刊載於2018年4月13日《工商時報》;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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