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華人精英論壇 | 回顧新加坡30年前的一場「文化再生運動」 兼記1987年曲阜儒學大會
首頁 > 人物 > 郭振羽新加坡 > 回顧新加坡30年前的一場「文化再生運動」 兼記1987年曲阜儒學大會
回顧新加坡30年前的一場「文化再生運動」 兼記1987年曲阜儒學大會 發文時間: 2018/4/27   文 / 郭振羽新加坡 瀏覽數 / 11,300+

從集體道德焦慮到「文化再生運動」

新加坡於1965年「揮淚」獨立。面對在逆中求存的諸種挑戰,包括失業、住房、交通、醫藥、教育設施等等問題,舉國上下,勵精圖治,努力解決基本問題。在工業化政策下,很快實現初段經濟起飛;同時進行都市重建,提供平民化的公共住宅以及基本交通設施,初步滿足了國民衣食住行的需求。到了70年代後期,新加坡已經躋身「新興工業國」之列,平均國民所得在亞洲位居第二,僅次於日本,可算是個小康社會了。

但是由於早期建國歷程偏重經濟發展,忽視精神和文化建設,在高速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過程中,許多社會組織和文化傳統受到衝擊,諸種社會問題(如犯罪、嗜毒、色情、離婚等)隨之萌現,激起政府當局和社會領袖的反省和憂慮,乃出現了集體道德危機意識。

為了抗拒西方文化(當年稱為「西方歪風」)影響,政府自70年代後期開始,推動幾項社會運動,包括禮貌運動、敬老運動、講華語運動等,我統稱為「文化重生運動」。

這些「運動」都在1979 年推出,而且長期進行,並非偶然,而是清楚反映新加坡建國歷程從70年代末期開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而1980年代轟轟烈烈推出的「儒家倫理」運動,更是一個引起國際矚目的特殊案例。

「八月群儒會星洲」

1979年是新加坡教育當局開始籌劃整體教育改革的年頭,先後提出了《教育報告書》(吳慶瑞)和《道德教育報告書》(王鼎昌) ,就中小學道德教育做出全面檢討,重新制定道德教育課程。

1982年1月,教育部宣佈將在1984年推行「宗教課程」,中三中四學生須就五種宗教課程(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興都教以及「世界宗教」)選讀一科。一個月後,在總理李光耀的建議下,教育部宣佈增加一門「儒家倫理」課程。當年的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吳慶瑞說他接到李光耀的建議之後,「苦思兩個星期」,最後接受了李氏建議。

儒家倫理雖然只是中學道德教育的一個選項,但是它後來的發展,遠遠超過課程發展和師資訓練。政府當局很快將它推動到全民公民教育和社會運動的層次。以這個「運動」發展之快,可以說是早已蓄勢待發,影響不但及於新加坡華族社群,事實上很快擴及全國,甚至引起國際各界的注意。

首先,政府當局在1982年7月到9月期間,前後邀請到8位國際學者到新加坡訪問,揭起所謂「八月群儒會星洲」的熱潮。(註一)在有關部門協調之下,每週請到一位學者前來,繼之以報章專訪、電視訪問、專題演講,同時也和政府領導及學界領袖進行對話。在這段時間,接連多種相關活動,使得這個課題保持高能見度,力求基本儒家倫理為社會大眾知曉,而瞭解,而接受,更希望能身體力行。

在這方面,華文報章發揮了最大效用,不但連日詳細報道有關活動,並且舉辦座談會,配合特寫、專訪及社論,密集討論儒家倫理課題。不但如此,來訪學者本身也成為新聞人物,其言行背景成為新聞,間接助長了儒家倫理課題的能見度。

就在幾位國際學者密集來訪之際,教育部也乘勢成立「新加坡儒家倫理委員會」,由吳德耀擔任主席,杜維明和余英時任國際顧問。1983年1月,成立儒家課程編寫組,由劉蕙霞主持,負責編寫中英文儒家倫理教材。並且於1984年全面推出中學宗教及儒家倫理課程。教育部當局完成儒家課程,當時被譽為「世界上第一部有關儒家倫理教育的教材」。(註二)

為了推展儒學基礎研究,並且展示長期推廣儒家倫理的決心,在政府主導下,1983年成立「東亞哲學研究所」,由吳慶瑞擔任董事會主席,吳德耀擔任所長。這個研究所雖然是獨立研究機構,但是資金雄厚,得到政府全力支持,清楚地顯示政府推行儒學的雄心,遠遠超過僅為中學提供道德教育課程的簡單構想。東亞哲學研究所在開辦後的短短數年內,羅致了多名學者為研究員,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的劉述先、來自美國的林郁生、臺灣的戴璉璋,以及來自中國大陸的李澤厚等,到東亞哲學所作為期半年到三年的訪問和研究。東哲所經常舉辦專家講座以及研討會,又前後召開了多個大型的國際學術會議,邀請著名的儒學專家如陳榮捷、狄百瑞(Theodore William de Bary)、蔡仁厚、張灝、成中英、湯一介、龐樸等參加。在短短幾年間,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成為國際知名的儒學重鎮。

當年東哲所設立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肯特崗校區(據說租金每年一元),和文學院毗鄰而居,距離我服務的社會學系不遠,讓我有機會在正式和非正式場合,與多位儒家學者交流。

1987年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與中國孔子基金會聯合舉辦「儒學國際學術討論會」,邀請到來自12個國家和地區的120多位學者參加,發表論文100多篇。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為盛大的儒學大會,在孔子故裡山東曲阜舉行,更具有特別意義。

當年本人有幸被邀參加盛會,並發表論文,可為一記。

1987年曲阜儒學大會紀盛

「儒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於1987年8月31日在曲阜開幕,9月4日閉幕。

新加坡出席人數30多人,包括發表論文的正式代表(主要為東哲所和國大學者),以及列席人員(稱為「觀察員」,主要是教育部課程組專家)。新加坡代表團一行30余人由當年副總理王鼎昌以及(前副總理)東哲所主席吳慶瑞領隊,分批先後抵達北京,8月29日乘火車前往濟南。第二天由濟南乘大巴士開往曲阜,車行四小時抵達,入住新建的闕里賓舍。

闕里賓舍是孔府一角改裝,不但名字典雅,設備也有水平,只是服務方面,到底還是公營,不可苛求。

8月31日開幕式上,群儒咸集。致開幕詞的有中方的谷牧和周谷城,以及新方的吳慶瑞和王鼎昌,都以華語發言。第一次聽吳慶瑞華語發言,相當夠水平,令人驚喜。王鼎昌華中出身,風度口才都是一流。記憶比較深刻的是王鼎昌在開幕式中當場朗誦全篇《禮運大同篇》,肅穆虔誠,令人動容。

這一場儒學盛宴,來了多位國際知名的儒學大師,包括北大的湯一介,張岱年,復旦的朱維錚,社科院的龐樸,還有來自臺灣當時在北大當客座教授的陳鼓應(被列為臺灣學者)。中國之外,國際學者還有杜維明,狄百瑞、柳存仁,陳榮捷,張灝、成中英等,都是大師級人物。

新加坡的代表,除了吳德耀,劉蕙霞之外,還有林徐典,蘇新鋈,梁元生,李焯然,呂武吉,鍾志邦,古正美,郭振羽幾位。此外還有來自北京的李澤厚,以東哲所訪問研究員身份參加。

由於新加坡對此次會議重視,聯合早報和海峽時報都派出記者隨團採訪。早報派出的是趙慕媛,海峽時報是張夏瑋,連日密集報導會議新聞。

前後四天的會議,發表論文一百多篇。幾篇重量級論文,還是以傳統儒學定調,譬如湯一介「論儒家的境界觀」,張岱年談「儒學發展過程中的統一和分歧」,杜維明談「孟子:士(知識分子)的自覺」,陳榮捷談「朱子與道統」,都可說是成一家之言。在討論時,狄百瑞和陳鼓應對儒家倫理提出批評,也有些年輕學者尖銳發言,看得出來已經可以容許不同聲音。君子和而不同,老夫子地下有知,當須含笑。

百篇論文當然參差不齊,老調重彈者有之,言之無物者有之,還有些是借題發揮。不過能百花齊放,終究是好事。

我的論文排在會議第二天(9月2日)上午。題目是很平淡的《新加坡推廣儒家倫理的社會背景和社會條件》。(註三)在鋪天蓋地文史哲學者的論文之中,這應該是會議中唯一從社會學觀點討論儒家倫理運動的論文。

我的論文主要從新加坡70年代出現的集體道德焦慮出發,分析之後產生的道德危機意識,領導層乃啟動社會運動作為對應。這個過程類似人類學者華萊士(A. Wallace)所稱的「再生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為了避免誤會,我稱之

為「文化再生運動」。以中國為例,清末有康梁變法,國府時期有「新生活運動」;韓國有「新民運動」;臺灣也曾努力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中學教授「中國文化基本課程」。不論成功與否,這都是應對社會道德危機的「文化再生運動」。

我分析了在新加坡推動儒家倫理的有利條件,包括華族傳統中的儒家價值觀,儒家倫理的非宗教性,入世而不排外,東亞四小龍崛起,以及政府全力支持;但是也指出其局限性和面對的挑戰,包括他族同胞的疑慮,華族內部的分歧,儒家思想的政治化等。對於推廣儒家倫理運動的前景和成效,我語帶保留,指出這場社會運動是否會達到目標,「還言之過早」。我認為這是一場社會實驗;這套新的倫理體系是否可以在新加坡這個現代社會生根,成為「新傳統」的一部分,要決定於這套儒家倫理與現存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體系之間是否契合相融。

我報告之後收到不少回應。不少人指出就在新加坡當局積極推動儒家倫理運動,運動正達高潮之際,還有如此不合調的保留聲音,覺得甚為「清新」(refreshing)。還記得陳鼓應私下回應說他一向對新加坡帶批判態度,沒想到我可以以此方式表達不同看法,「這樣他們也不能不同意你的分析了」。

第二天聯合早報和海峽時報都有相當篇幅報導,內容完整,都強調我有關「社會實驗」的觀點。(只是早報報導用了「社會試驗」,應是筆誤。)

這個社會實驗的結果,沒想到在三年之後就揭曉了。

儒家倫理課程「無疾而終」

新加坡儒家倫理雖然是政府全力推展的文化再生運動的重點所在,到底還是中學道德教育的一部分,是宗教課程之外的一個選項。而1984年啟動宗教課程之後,卻造成各個宗教彼此排斥,以至於引發潛在的宗教摩擦。——正是社會學所說的「預料之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而當局苦苦經營的儒家倫理,選修學生比例不足20%,學生反映課程內容太難,看來長期下來無以為繼。

在轟轟烈烈曲阜之會後不過三年,教育部在無預警的情況下,於1990年宣佈停止中學道德教育課程。當局沒有多做解釋,因之有人稱之為「無疾而終」。1991年1月,該部發表《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出各族人民都能接受的「五大共同價值觀」,並據以設計一套新的公民道德教材,取代原有的宗教課程和儒家倫理。

新提出的「五大共同價值觀」包括:「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求同存異,避免衝突;種族和諧,宗教寬容。」可以看出其核心精神仍然是儒家倫理。經過幾年的實驗,教育當局終於體會到不必以儒家之名,仍然可以推行儒家倫理。

至於企圖透過宗教課程推動道德教育,在新加坡多元社會結構下,則是弊大於利。學生還沒有經由宗教課程提升道德修養,卻先在各自的宗教信仰中,排斥外教,加深了宗教之間的矛盾。在此情況下,不得不迅速叫停。這算是場失敗的實驗。

教育政策既已改變,東亞哲學研究所也隨之轉型,自1991年起全面停止了儒家思想研究,各方儒學學者紛紛回歸故里。1992年,兩年之後,「東亞哲學研究所」正式改組改名為「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稱為Institute of East Asian of Political Economy (IEAPE),巧妙的保留了部分原有簡寫IEAP(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y)。(註四)

同年,我應邀到哈佛大學參加一場「文化中國」學術研討會,就以新加坡這場社會實驗發表論文,我稱之為一場「未完成的再生運動」。(註五)

至此,上個世紀80年代由政府主導的那場文化再生運動正式走入歷史。

1990年代之後,有關儒學的活動和研究轉以民間團體為主導,包括南洋孔教會、新加坡儒學會、南洋學會、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喜耀文化學會等。由於社會大環境所限,參加者年紀偏高,影響有限。1980年代推展儒學的盛況,只能留在歷史中,此情可待成追憶了。

註一:八位學者—紐約大學熊玠、史丹福大學吳元黎、紐約市立大學唐德剛、(當時任教)耶魯大學余英時、密芝根大學陳真愛、匹茲堡大學許倬雲,哈佛大學杜維明,以及來自臺灣師範大學的伍振驁。八位學者中只有一位女士,所以也有人戲稱為「八仙過海」。這些學者當中除了幾位正統的儒家學者之外,其實還有政治學者,歷史學者,並不都是儒家或哲學學者。其中以杜維明參與最為深入,前後多次來新訪問,多次的演講、交談和報告,更被編輯成書,1984年由新加坡課程發展署出版,名為 Confucian Ethics Today: The Singapore Challenge。

註二:此說有可爭議之處,因為臺灣早在1960年代就編寫並在中學教授「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主要以孔孟思想為主導內涵。

註三:郭振羽,《新加坡推廣儒家倫理的社會背景和社會條件》,收於《儒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1987,齊魯書社,1339-1360頁。

註四:1997年IEAPE再次改組為「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EAI),並且正式歸併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成為「中國研究」的重要智庫。這是後話。

註五:Conference on "Cultural China: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ponsor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1-5 Sept 1992, Cambridge, Mass, USA. 1996年發表在杜維明主編的《東亞現代性下的儒家傳統》。Eddie Kuo,“Confucianism as Political Discourse in Singapore:The Case of an Incomplete Revitalization Movement”, in Confucian Tradition inEastAsian Modernity, edited by Tu Wei-m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94-309.

(原文刊載於2018年1月–2018年3月號《怡和世紀》第34期;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天下文化 / 小天下 / 未來少年 / 遠見雜誌 / 30 雜誌 / 哈佛商業評論  Copyright© 1999~2018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讀者服務部電話:(02)2662-0012 時間:週一 ~ 週五 9:00 ~ 17:00 服務信箱:gvm@cwgv.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