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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論語》,此其時矣! 發文時間: 2018/4/30   文 / 張作錦台北 瀏覽數 / 22,050+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邀集美國一批學者,合寫了一本書《為什麼文化很重要》(Culture Matters: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杭氏在序言中指出:一九九○年代初期,我碰巧看到迦納與南韓一九六○年代初期的一些經濟資料,令我十分震驚。當時迦納與南韓的經濟狀況非常相似,國民所得差不多,幾乎都是以原料出口為主,只是南韓有一些製造業產品。這兩個國家也都接受相同程度的經濟援助。三十年後,南韓成為工業大國,是全世界第十四大經濟體,擁有跨國性企業,是汽車、電子設備與其他製造業產品的主要出口國家,國民平均所得接近希臘。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日益鞏固。迦納卻還是一樣,現在的國民所得只有南韓的十五分之一。這種懸殊的差異應該如何解釋呢?這當然有許多因素,不過我認為文化是很重要的因素。南韓重視節儉、投資、努力工作、教育、組織與紀律;而迦納的價值觀卻不一樣。換句話說,文化的影響很大。

這本書何時出版的,筆者未予查考,「聯經出版公司」的中譯本發行於二○○三年,距今十五年矣!根據維基百科所載,迦納二○一六年國內生產總值(依購買力平價計算),平均國民所得四千三百九十美元。南韓總統文在寅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韓國經濟策略報告,南韓今年平均國民所得將達三萬美元,兩國差距仍然很大。南韓也將從世界第十四大經濟體,躍升為第十一大。

從經濟觀點體認文化的重要性,早有前人。德國社會科學家韋伯(Max Weber)就曾直言:「如果我們從經濟發展的歷史能學到什麼,那就是幾乎所有的差異都是文化造成的。」

站在地球上談文化,中國的文化是不應缺席的。我們常說「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則其源遠流長,自勿庸多說。

在汗牛充棟的華語典籍中,如果要找一本書來代表中國文化,毫無疑問的,《論語》應為首選。這本書是孔子與學生論道的紀錄,包括為學、做人和治事。千載以下,顛撲不破,垂為典範。不管你讀過《論語》沒有,是全部還是部分章節,它「潤物細無聲」,一定影響了你。

有些人說,《論語》過時了,進而根本上懷疑了中國文化的價值。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一九七五年在《聯合報》上發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指出統治階層歷來多有反智傾向,但中國文化卻未動搖。余教授得首屆「唐獎」,另一學者李奭學教授引述余先生其他文章,指出「余教授相信,整體而言,中國的價值系統經得住現代化—甚至後現代情境—的考驗。中國人所應致力者,是賡續發掘本為己有的精神資源,更新自己既成的價值系統,庶幾就不會在變局中迷失自己,甚至可以貢獻一己,為萬世開太平。」

開太平要有新途徑。余英時教授追懷師恩,寫了《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這本書,文中矚望兩岸三地學界:儒學欲得新生,必得會通西方以還魂。

事不與願違,現在有一位醉心中國文化,從西方「取經」回來,曾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本來是經濟學家,又有實際治世經驗的知識分子要來詮釋《論語》,他就是孫震教授。孫先生把他新著取名《半部論語治天下》,可見他對本書之重視,以及寄望之殷。

孫教授不僅寄望讀者,他更「寄望」於自己。這本書的規格,是先錄《論語》章句原文,次加白話翻譯,再次是詮釋衍繹其精神和意涵。這第三部分最重要,也使讀者最為受益。他自我要求:「我譯繹《論語》,自己設下兩個標準:一個是譯文要明白通順,不像翻譯文字,一個是釋文應包含一些啟發或感動;這樣才會讓這本書有所貢獻。我希望成果尚能差強人意。」

孫教授太自謙了,他的成績遠遠超過「差強人意」。我有幸先讀,獲得不少「啟發」和「感動」。開卷之初,我就被震撼了。

《論語》首章「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孫教授語譯為:夫子說:「一面學習,一面隨時加以實踐,不是很愉快嗎?」。把「習」解為「實踐」,這是我過去所沒有想到過的。對我個人,真是振瞶發聾。在別的版本中,多是把「習」譯為「學習」、「複習」之類的。孫教授的釋義,道出他撰寫本書的基本用心:我們學聖人之道,是要「擇其善者而從之」的。否則我們知道溫良恭儉讓這幾個字,在實際生活中卻是愚魯粗鄙爭攘,熟讀《論語》又有何益?

再好的書,要人讀得下去才行。《論語》是古文,又常給人「說教」的印象。孫教授很能體會這一點,他在注釋《論語》時,常常博採群書,

把古今中外有關的書籍言語,融會起來,不僅讓讀者興味盎然,而且增加了見聞與常識。譬如他考據子禽,就引用了司馬遷的《史記》、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及蔣伯潛注釋的《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再如他考證子產的卒年,引用了《史記》、《左傳》;考證顏回生卒年月,也引證了《論語》各章節。務期讀者能了解《論語》某一段話、某一個故事,發生在什麼時候、什麼情境之下,這不僅讓讀者對《論語》有較深刻的理解,也是對大家的一項歷史教育。

當然,孫教授用力最多,自是在闡釋《論語》的中心思想:仁。仁者,人也。就是做人的道理,也就是人與人相處之道。人不能不和他人發生關係,其間要遵守何種規範,實行何種原則,對他人有何義務與責任,此即人倫,也就是倫理。

《論語》全文的核心,即在講仁,講倫理。千言萬語一句話:「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曾在西方受教育的經濟學家,孫教授最常引用亞當.史密斯的言論,來對應和闡發孔子的思想。孔子認為人的道德修養目標,是成為一個君子。在《論語》中,他與學生多次討論到君子,譬如他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教授指出,亞當.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中,將人生的美德區分為審慎的美德、公平的美德和仁慈的美德。審慎的美德源自利己之心,在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公平的美德和仁慈的美德源自利他之心,公平是不減少別人的利益,仁慈是增加別人的利益。

這就有一個問題:孔子也主張追求個人的利益嗎?是的!孔子並不反對追求個人的利益。英國著名演化理論學者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寫過一本《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說明自私是天生的。通達如孔子,認為義和利不是對立的。《論語.里仁》: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認為,無論追求富貴或排除貧賤,都要用正當的方法,否則寧願不要富貴,或寧願處於貧賤。在儒家的價值系統中,「正當」比財富和地位更重要。

我們讀《論語》整體的印象,好像孔子鼓勵人安於貧窮,不要追求世俗的幸福。所以孔子最器重的學生顏回,窮到「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孔子還贊美他「回也不改其樂」。所以近世之人,有認為《論語》已是一本不合時宜的書了。身為經濟學家的孫震教授,費了很大的力氣來解釋這個疑問:

傳統社會的特色是缺少技術進步,因此最大可能的總產值不變……人民總福祉或幸福的提升,依賴社會和諧與安定的改善。因此傳統社會鼓勵人民追求倫理,而非追求財富;參與公共服務。造福群眾,而非追逐個人的經濟利益。

現代社會的特色是技術持續進步,不斷推升總產值的上限,使人均所得不斷增加……社會總福祉或幸福不僅來自和諧與安定,同時也來自所得與財富……隨著經濟成長,財富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這種情形反映在教育上就是重知識,以致倫理不受重視。然而倫理不彰導致社會不安。在一個動亂不安的社會中,人民不願儲蓄,企業家不願投資,經濟表現也會受到嚴重不利的影響。

解釋了孔學的時代背景,以及他真正的價值,孫震教授才理直氣壯地把他的序言題為〈大家讀《論語》〉。在時下,「大家讀《論語》」似更有其迫切性。執政者蓄意「去中國化」,中小學校已把「德育」取消,讓中華文化與倫理教育逐漸在學校中消失。台大張亞中教授不久前發表文章「倫理教育公投救台灣」,他指出:

現在學校的教科書,只談個人的權利與義務,而不提文化著重的禮義廉恥,只認定台灣是多元文化,而不接受台灣是以中華文化為核心的多元文化;只教學生不服從運動、住民自決,而不告訴學生必須付出什麼樣的可能代價,更不提倫理道德對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不願多用點時間教國小學生什麼是人與人的禮貌;公民教育中只學西方,教個人與國家的關係,而不提家族在文化中的重要性。

這種情形,是大家都知道的,重讀張教授的文章,仍令人不寒而慄。

亡人國者,先亡其史,史當然在文化中,亡其文化使其人粗鄙無禮,缺少信任,傾軋鬥爭,而其國不亡者幾稀?台灣「天下文化」出版社在二○一○年,出版中國大陸文化學者余秋雨的書《中華文化》,他說「每當我在世界各地的一個個偉大的廢墟間看到文明殞落的證據時,總是感到非常震撼。」又說「滅亡有多種等級。土地的失去,廟宇的毀壞,還不是最高等級的滅亡。最高等級的滅亡是記憶的喪失。」若是文化沒有了,哪裡還有記憶?

談到中華文化,很難叫人不想起新加坡的李光耀,他在《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的雙語之路》中,講述五十年來,他如何投注心力,把新加坡從一個語言複雜、各說各話的前英國殖民地,打造成一個多數人通曉英文,同時懂得母語的團結國家。他認為,保存華語和華文,才不會導致民族自信和文化認同的淪喪。台灣執政當局目前的種種作為,似乎正朝「導致民族自信和文化淪喪」的路上走去!所以孫教授呼籲「大家讀《論語》」,應是心情迫切吧!

中國人讀《論語》,還不僅是站在自己國家民族的立場,也應有「天下為公」的情懷。孔子曾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換言之,如孫教授所解釋,「孔子五十歲知道人生所面臨的社會和自然的限制,六十歲對發生的事都有所了解,坦然接受,七十歲由於長期適應環境,自有節制,形成內在的規範,所以雖在規矩之中,仍能自由自在,從心所欲。」人生終究是有限制的,要有所敬畏,知所節制。

孫先生說:十七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強調自由與個人的主體性(indi vidu ality),接著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帶領世界走向現代經濟成長。政治民主化,經濟資本主義化,世界文化從集體主義轉向個人主義,從節制自我,達成社會的目的,轉向鼓勵個人追求自己的財富、權利和自由。過去三百餘年,資本主義經濟與民主政治,隨著全球化普及全世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展最為迅速。目前世界各國,大致而言,得以享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裕,個人的權利和自主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不能不說是現代西方文化的成就。

他又說:然而追求自己的利益,不顧他人的利益,爭取自己的權利,無視他人的權利,擴充自己的自由,凌駕他人的自由。技術不斷進步,解除大自然對我們的限制;經濟不斷成長,解除物質給我們的限制;政治民主、社會多元,解除各種制度給我們的限制。我們膨脹自我,無所畏懼,不知節制,終將破壞自然與社會運作的規範,讓各種自然、經濟與社會的災害反過來傷害我們。

對於西方文明和中國文化的相互關係,余英時先生在其〈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文章中有所申論,也駁正了某些錯誤觀念。他說: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並不是兩個原不相干的實體,尤其不是互相排斥對立的。「現代生活」即是中國文化在現階段的具體轉變。中國文化的現代轉變自然已離開了舊有的軌轍,並且不可否認的受到了西方文化的重大影響……但是現代化絕不等於西化,而西化又有各種不同的層次。科技甚至制度層面的西化,並不必然會觸及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的核心部分。現在一般深受西方論著影響的知識分子往往接受西方人的偏見,即以西方現代的價值是普遍性的(universalistic),中國傳統的價值是特殊性的(particularistic)。這是一個根本站不住的觀點。

在世界的變局中,余院士指出,中國文化也許更能適應。他說: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比較具有內傾的性格,和西方式的外傾文化適成一對照。內傾文化也自有其內在的力量,只是外面不大看得見而已。內在力量主要表現在儒家的「求諸己」、「盡其在我」,若以內與外相對而言,中國人一般總是重內過於重外。這種內傾的偏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的確曾顯露了不少不合時宜的弊端,但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延續數千年而不斷卻也是受這種內在的韌力所賜。《大學》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段話大致能說明內傾文化的特性所在。這裡止、定、靜、安等本來都是指個人的心理狀態而言的,但也未嘗不適用於中國文化的一般表現。十八世紀以來,「進步」成為西方現代化的一個中心觀念。從「進步」的觀點看,安定靜止自然一無足取……但是今天西方的危機卻正在「動」而不能「靜」、「進」而不能「止」、「富」而不能「安」、「亂」而不能「定」。最近二三十年來,「進步」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最高價值之一了。

總而言之,無論從世界發展情勢、整體中國,尤其台灣的內在需要來看,大家認識和發揚中國文化,此其時矣!而儒學最重要的代表性典籍《論語》,我們如何能不重視?如何能不「大家讀《論語》」?

孫震先生是曾受西方教育的經濟學家,但一直醉心中國文化,退休後更是致力於儒學的研究與發揚。據說他床頭就放置了四書,可隨時取來閱讀。「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句話,典出宋朝宰相趙普。趙普是山東人,孫先生也是,孔子也是。這是一段佳話。但孫先生的這本書,絕對不僅是佳話而已。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孫先生的新著,應該就是這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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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論語治天下:君子不憂不懼

半部論語治天下:君子亦有惡乎 

本文節錄自:《半部論語治天下:論語選譯今釋》一書,孫震著,天下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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