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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此刻:我的五四 發文時間: 2018/5/2   文 / 童元方台中 瀏覽數 / 17,750+

之藩先生生前,我曾問過他,到底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那一天,胡適本人在做什麼?陳先生說:「我也問過胡先生同樣的問題,當時他舉起食指,笑著說:『五四就是一天,我根本不在北京。』」後知胡先生當天人在上海。這個回答多少預示了五四運動本身與文學革命之間的複雜關係。五四是怎麼從愛國運動變成了新文化運動?還是新文學運動?為什麼英譯後又成了文藝復興?

二十幾歲的胡適從紐約回國就任北大教授,之前在哥倫比亞的同學圈裡已開始倡議文學改良,正是意氣風發之際。後來也是聽陳先生轉述胡先生的話,說胡提出新文學,主要是希望與保守的舊文學對話,從對話中為中國文化找出路。沒想到保守派如此不堪一擊,隨便兩下就倒了,沒有達到對話的目的。

我既不在歷史的現場,也不鑽研近代史,但以一個文學愛好者的角度來看,不知如果當年不用那麼激烈的手段,使新文學從舊文學的傳統中自然生長而出,譬如枯木逢春,老幹發了新枝,是不是強過直接移植或嫁接西方的品種?尤其以北京為中心,編輯《新青年》的劉半農、陳獨秀、錢玄同都是激進派,要非孔教,要廢文言,要棄漢字,其暴烈,不免形同兒戲。把一切都損毀打爛之後,剩下的還有什麼?回顧這幾十年,林紓、辜鴻銘固然有些迂闊,但以南京《學衡》雜誌,譬如吳宓、梅光迪、胡先驌所代表的觀點,真的是一無是處嗎?

所謂文學,我接近性靈派,五四以來文人的各種說法,我比較贊成林語堂的觀點,雖然不是特別喜歡他的作品。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演講稿,後來由香港的今日世界社節譯出來。他認為文學永遠是個人的創造,是個人心靈的活動,若表達的自由受限時,文學的花園便荒蕪了。所以革命的代價,不可謂不大。好在在這荒園中,畢竟還是開了幾朵花。

小時候大多數五四文人的著作都在禁書之列,幾乎不可能有什麼看法。初一念屏女,常去圖書館看閒書,有一次借了一本郁達夫的《沈淪》,其實沒看懂,但站在南部熾熱的陽光底下,只看到處處黑影。瀰天漫地的陰翳中,竟覺得想死。至於魯迅的名作《阿Q正傳》則是大學時同班的香港僑生偷帶進來的,大家輪著看,刀筆之犀利,令人既驚且懼,又嘆為觀止。

說起來,我們比較熟悉的五四文人還是以胡適為首的新月派。梁實秋說根本就沒有什麼派,那麼就是在《新月》雜誌上經常發表文章,互動親近的同遊了。胡適《嘗試集》裡的新詩,我最喜歡的自然是下面這兩句:「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每次去胡適紀念館,就是要買有這兩句的明信片、紀念品什麼的,後來知道了這人影是曹珮聲,落實了胡先生一生為了對得起人而終身傷情,我更加替他痛此萬古不復之痛。

也許因為胡適說他是「一片春光,一團火焰,一腔熱情」,也許是梁實秋寫的《談徐志摩》,我讀徐志摩:他的詩,他的散文;心儀他的純美天真,也讚嘆他為了愛情而不顧一切的浪漫。大一下的送舊會,在傅園的石碑前,搖曳的燭光裡,我朗誦徐的〈你去〉:

念著,念著,夜色中浮起曠世的悲涼。

五四文人在試驗各種新內容或新形式時,常借助於翻譯。就小說而言,不論是魯迅經由日、德、俄文的文本轉譯的,還是梁實秋由英文直接譯出的;不論主張是寧信而不順的硬譯,還是其他議題的論戰,檢視二位的譯作,其成就自不可與他們的創作相比。不論內容如何,就文字本身來看,譯作失去了創作的晶瑩剔透,辭彙也相對貧乏。

但徐志摩不一樣,我們舉一首為例,把他的譯詩與羅塞蒂(1830-1894)的原詩並列如下:

隨意亂翻徐志摩的詩集,早期的版本沒有標明哪一首是創作,哪一首是翻譯,這一首譯詩夾在創作裡面,也不顯突兀。而羅塞蒂的原詩我第一次讀到,是在王文興師的課上。老師的朗誦清脆極了,間中還有一些顫抖,聽來迴腸而蕩氣。我們同學個個陶然欲醉,至少我自己是即刻愛上了浪漫詩。當時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其實是來自對志摩譯詩的印象,而那種少女情懷,在後來讀到陳之藩所譯的雪萊〈印度小夜曲〉時,又曾激起千重的浪花。

另外還有一首詩,也就是《猛虎集》題目所源自的猛虎詩,徐氏也曾將此布萊克 (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原詩譯出。此詩有六節,每節四句。我們看開頭:

這開頭最後一句的原文是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徐譯作「能擘畫你的駭人的雄厚?」我們再來看結尾:

這最後一節大致重複第一節,但最後一句是:“Dare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從Could 變Dare,只改了一個字,首尾呼應。如能、如敢與猛虎相對凝望,才能感受到灼灼燃燒的猛虎的雙睛,那令人驚懼的對稱之美。志摩可能錯過了詩意的真髓。想起十多年前暑假,在波士頓買到我的哈佛學長徐一鴻教授的書:Fearful Symmetry:  The search for Beauty in Modern Physics,曾與之藩先生促膝長談,為之徹夜不眠。現代物理所探索的美,就在對稱,在對稱所展現的美。美到極致的鬼斧神工,使人不由得驚懼,不由得敬畏起來。這書名自然是來自布萊克的猛虎詩,一鴻學長寫給一般讀者的科普書,見解精闢而靈氣逼人。

張愛玲有一短篇小說,表面上是平凡男女戀愛結婚之事,好像沒什麼,但篇名直接點題,一矢中的,曰「五四遺事」。有人說是張氏據胡適、曹誠英的故事而寫,其實羅姓男子的形象更近於徐志摩。我們看兩位男主角的風采:

再看兩位女主角的姿態:

 《五四遺事》應是以民國初年幾樁轟動一時的已婚男子與女學生戀愛種種為素材而創作的。其原文本是英文,一九五六年張愛玲剛到美國不久,發表於美國的雜誌,後來自譯為中文,次年再發表於夏濟安所主編的《文學雜誌》。英文原作的題目是 “Stale Mates”,擺明了譏笑 “Soul Mates”,也就是「靈魂的伴侶」。此中人物的原型自是呼之欲出。再說,譯文的副題是:「羅文濤三美團圓」,回歸舊小說章目、回目的作法。而英文原作的副題是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所以我們也可以說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是張愛玲對「五四」的詮釋,「五四」就是愛情從西方傳到中國的那個時期,如此拖泥帶水的窩囊結局,不啻好整以暇地消遣了「浪漫」二字。原作也好,譯文也好,發表時當年各領風騷的五四人物:志摩早隨煙雲銷散,而胡適亦已風燭殘年。但愛玲依然惦記著昔日風流,把那新與舊、傳統與現代在改變時的曖昧與尷尬,毫不留情地寫了出來,諷刺的意味比錢鍾書狠毒多了,也殘忍多了。

兩年半前從香港遷回臺灣,前些天才利用春假整理四十年前母親從屏東老家搬出來的什物。只拆了一個紙盒,竟是我中學課堂上的作文簿,與初中的週記,還有一些初讀大學時系裡鋼版刻印的刊物。隨手抽出一本作文簿,封面上正正式式印著:臺灣省立臺北第一女子中學作文簿。高中部二年級愛班,學生:童元方,教師:侯婉如先生,則是用毛筆恭敬地填上。倏然面對的是十七歲的我:我的想法,我的感情。

翻開簿子,一看還有目錄,一共有九篇,第一篇是:〈青年應該怎樣接受時代的考驗〉,最後一篇是〈自我批評〉,也有〈田單復國論〉、〈時評一則〉這樣的題目。比較抒情的是〈對鏡〉與〈春風〉。我想不起來都寫了些什麼,好奇地翻到〈春風〉:

讀著半世紀前的文章,對自己這樣單純的信念,這樣飽滿的情緒,多少有些難為情。但這情是真的,意是切的。去年春天,校園裡花事爛漫,我沒來得及以筆追蹤滿園的奼紫嫣紅,想著今年一定要從櫻花開始,跟著花期捕捉春色。哪知風雨無定,我簷前的紫藤初開,亦不堪吹打而落英無數。看著這篇傻文章,忽有所悟:原來,原來,我的五四是青春。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於東海

(原文刊載於2018年5月4日及5日《中國時報》;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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