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紀的文化對話:記1998年新加坡《聯合早報》75周年的文化盛宴 | 遠見華人精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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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紀的文化對話:記1998年新加坡《聯合早報》75周年的文化盛宴 發文時間: 2018/6/5   文 / 郭振羽新加坡 瀏覽數 / 11,150+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現任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學術顧問。本文為記錄1998年《聯合早報》75周年報慶在新加坡舉行的一場「跨世紀的文化對話」,邀請到四位國際級的大師杜維明、余秋雨、高希均與陳瑞獻,分別從文化、哲學、經濟與藝術角度,各自發表專題演講,成為一場跨世紀、跨地區與跨學科的思想交流,也是《聯合早報》系列論壇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一場活動。

無獨有偶,今年5月19日在上海舉辦第一屆遠見人文高峰會中,高希均和余秋雨分別再度以經濟和文化為主題,發表重要觀點,余秋雨於現場特別提到 1998年在新加坡舉行的「跨世紀文化對話」對華人世界的重大影響,迄今20年,仍發人深省。

20年後,再讀這篇文章回顧當年「文化盛宴」的場景,希望讓這一代人知道,當年大師們是如何的努力,需要一代一代人接力,繼續傳承下去。

──編者按

【一】

《聯合早報》慶祝95周年報慶,舉辦盛大的第一屆早報文學節,邀請了來自中港臺馬新18位作家,進行為期6天的10場活動。大批作家聚首獅城,可說是盛況空前;而且定位為第一屆,顯然是有信心、有決心在來年繼續舉辦,發揮新加坡的光和力,推動華文文學發展。

《聯合早報》的周年慶典活動,一向是帶領新加坡文化發展的指標。在早期的活動中,或許是1998年75周年的《跨世紀的文化對話》規模最大,影響最深,值得一記。

那年的慶典活動,邀請到四位國際級的大師,分別從文化、哲學、經濟和藝術的角度,各發表一場專題演講,然後又同聚臺上,做一場跨世紀、跨地區、跨學科的交流。在1998年6月20~21日風雨交加的一個週末,在新達城的宴會大廳,前後進行了四場講座和一場對話論壇,每一場來了1200位觀眾,幾乎座無虛席,是個相當令人感動和震撼的場面。

那場大師講座活動,早報方面細心籌畫,從邀請主講人到確定講題時間地點,歷時半年。這文化盛典最大的「賣點」,當然是四位大師級的主講人:包括來自上海的余秋雨,來自哈佛的杜維明,來自臺北的高希均,以及新加坡多元藝術家陳瑞獻,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

陳瑞獻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大師,一向是以藝術創作作品與公眾溝通,卻從來不做公開演講,特別讓人期待。他的參與還有一段內幕。當初籌委會原要邀請國內另一位藝術大師郭寶崑主講,只是當時寶崑身體已經發生狀況,自覺無法擔當,因而出面說服好友陳瑞獻出山,瑞獻也慨然答應。寶崑則同意退而擔任主持人,和我各主持兩場講座。只不過在確定主持人工作的最後時際,寶崑覺得身體狀況不穩定,最後決定由我獨自承擔一天半所有五場講座和對話會的主持工作。如此重任,不在原來計畫之中,幸而最後順利完成任務,總算不負所托,也讓我在第一線參與並見證這場跨世紀的文化盛宴。

該是那四位大師的號召力吧,1998年6月的那場論壇,在5月底宣佈開始報名之後,反應熱烈,原來只能排上1000個位子的宴會廳,在加添200個座位後宣佈停止報名。6月20日中午,在熱帶滂沱大雨中,湧進了1200位觀眾,並且在接下來第二天全天四場講座和論壇活動,保持座無虛席的記錄。

【二】

在主辦單位的開場白和主持人的介紹之後,第一位開講的是文化學者余秋雨。他在80年代前後發表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兩部散文集,一時洛陽紙貴,被譽為當代第一散文大師,曾多次來新加坡訪問演講,是本地熟悉的文化偶像。

余秋雨主講的題目是:「第四座橋」。他指出過去這幾百年來,中華文化主要是通過三座橋樑與世界溝通的:第一是經典學理之橋;第二是器物名藝之橋;第三是文化資訊之橋。他覺得這三座橋都有其局限性,「無關中華文化的本原形態」,所以他建議要拓展第四座橋,「即以中華文化為基元而又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的藝術創作之橋」, 使中華文化成為「無可爭議的當代國際典範」。他對21世紀中華文化的期待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在地球上重新找回中華文化已經失落多年的尊嚴?在檢討近當代中華文化發展場景之後,他的結論是,在今天,我們所期望的「橋樑式人物」還沒有出現,而如此人物無法培養,「我們只能等待。」 

在隨後的問答交流時段,不少問題集中在余秋雨這段沉重而略為悲觀的結論:我們只能等待「橋樑式人物」的出現。我在做總結是這麼說的:作為當代文化知識份子,我們使命的一部分,是做一座橋樑。橋樑要經過踩踏,才能發生作用,我們都要能經得起踩踏,等待橋樑式的人物出現。(現在回想起來,建橋的責任太沉重了;我的意思應該是做一塊磚,一片石,只能希望為建造這座橋盡一份力。) 

第二場講座是陳瑞獻的「西方因開悟走近東方」。他指出20世紀60年代開始,西方追求東方精神文明的一場心靈革命,他稱之為「開悟」的心感狀態,是一場「靜默的革命」,至今仍在繼續之中。在一小時的演講中,他引經據典,從東西方哲學,宗教經典,以及心理學各個層面,分析經由「開悟」而認識自己、認識人生、認識宇宙的理論和實踐。在問答時間,他也分享了他自身的「頂峰經驗」,強調開悟的人是經歷身心大變化,而徹底改變自己,而成為得到自由心的革命者。他的演說,遊移於科學和玄學之間,帶有不少神秘主義的色彩。在問答時間,問題也集中在他強調的「頂峰經驗」。  

在總結時,我是這麼說的:瑞獻的論文,有科學,也有玄學;是傳統和現代的結合,到最後,東方和西方也相結合。我建議,「西方因開悟走向東方」,應該改成「西方和東方因開悟而走向彼此」 。 

第二天上午的講座,第一場是來自臺灣的經濟學者高希均談「從經濟與文化面透視亞洲成長與波折」。老友希均是臺灣《遠見》雜誌和天下文化出版社的創辦人,多年來在臺灣傳播進步觀念,是極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他自稱在三位文化學者面前是「少數民族」,但是願意做場文化和經濟的對話。他讚揚主辦單位在當時金融風暴氛圍中,還能關注更為根本的文化課題,極具遠見。作為經濟學者,他強調要從經濟的基本面和實質面來討論解決發展,但同時也指出文化因素對經濟發展產生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他也以此分析東亞各國對應此次經濟風暴的得與失,特別強調開放社會和開發心靈的重要,提醒我們,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質。

在問答的環節時,高希均提到百年前五四運動創導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遺憾當時忽略了「經濟」(economics)和「教育」(education),兩位「E先生」,耽擱了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我在總結時笑指他的「大男人主義」傾向。我說德先生的後面應該是「E小姐」,賽先生後面應該是位「E女士」,「因為民主的背後要有教育,科學的背後要有經濟為基礎,這樣的話,兩對佳偶可以更圓滿的把我們帶向更美好的社會」。  

第四位出場的杜維明,也是老友,在80年代曾多次訪新,協助推動「儒家倫理課程」。他經常接受媒體訪問,做公開演講,在四位主講人中,他應是一般人最熟悉的公眾人物。他的講座題目是:「全球化與本土化衝擊下的儒家人文精神」。

杜維明點出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夾擊下,人類面對生態失衡以及社群解體的危機。不過他也強調,一般人認為是對立的,譬如傳統和現代,東方與西方,個人與群體,以及全球化和本土化,其實在對立面之下還有辯證的互動,可以在矛盾中找到結合點,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堅信,文化中國和儒家人文精神可以提供豐沛的資源,使得現代人能積極面對現代社會的諸種挑戰。這也是他對每一位他所稱的「公眾智識分子」(杜氏用語)的期望,期望大家共同努力提升社會的人文文化層次。

【三】

6月21日下午最後一場聯席對話,讓幾位原主講嘉賓和講座主持人,並坐臺上,彼此互動對話,也答覆現場觀眾的問題,將一天半的論壇推向高潮。

首先主持人請三位在場嘉賓發言(當天陳瑞獻因事不能參加。),一方面申述自己的主要講座內容,另方面也對其他主講人的觀點,做出反應。三位主講人發言之後,開放邀請觀眾發問,有的當場發言,更多的是以紙條方式,書面提問,由主持人提交相關主講貴賓答覆。基本上,各方提到最多的還是余秋雨的「第四座橋」,陳瑞獻的「頂峰經驗」,高希均的「中華經濟圈」,以及杜維明的「文化中國」。當然,既然是跨世紀的對話,大家也關注21世紀中華文化的前景,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除此之外,更關心的是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前途。不少與會者指出,在多元的新加坡社會,語言、宗教、文化仍然是敏感課題,而多年來在雙語教育政策下,卻帶來英語獨大,華文沒落,甚至於斷層,我們還能奢談文化創造和第四座橋? 

我在回應中指出,新加坡華族社群的這種強烈的無力和挫折感,代表一種集體的焦慮(collective anxiety),其實如此心態不是新加坡華族人士所獨有。中華文化圈的其他地區,以及新加坡的其他族群,在世紀末的反省檢討之餘,也不免有同樣的焦慮。在挫折和焦慮之餘,我們這兩天的交流,是把新加坡和中華文化圈的各地文化精英、文化資源連接在一起。新加坡本身的文化土壤比較貧瘠,我們需要從外面吸取養分,施肥灌溉,努力耕耘,還是可以開闢我們的園地。

在對話中,我特地邀請靜坐台下的郭寶崑發言。對於新加坡作為中華文化圈的邊緣地位,他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另有一番見解。他指出,我們位處好幾個大文化圈的周邊:除了中華文化圈之外,還有印度文化圈、馬來文化圈,以及歐美文化圈。新加坡是個融匯中心,是邊緣碰撞的地方。我們能不能以新加坡為主體來考慮問題,而不要以中華文化圈的邊陲來考慮?我們是好幾個文明的彙聚點,也可以是很多文化的邊緣區。「在探討未來世紀世界文化怎樣融匯、碰撞的問題上,新加坡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試驗區。」

故友寶崑分析問題的高度和遠見,令人敬佩,也令人懷念。

在最後總結時,我提出兩點:第一,21世紀的中華文化、新加坡文化、世界文化,都必須有前瞻性,必須開放多元;不能有排他性、爭霸性。我們相信,中華文化必定要走向世界,同時我們也希望世界走向中華;我們希望最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個融合的21世紀。第二,新加坡是中華文化圈的一份子,也是其他文化圈的一份子。我們在挫折焦慮之餘,還要反省努力,在逆境中對中華文化的創造提供更多的力量,更多的參與。多年來大家在焦慮之下,還是努力保留了一線生機。在座的一千多位聽眾,只要每個人都從這兩天的討論中得到一些啟發,豐富了自己的文化內涵,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種子,把這一絲感受感動再擴散出去。我結論說,整體而言,環境是有限度的,但是前景不必悲觀。

【四】 

1998年6月早報的這場文化盛宴,從5月下旬宣佈講座計畫,介紹並專訪主講人,預告內容,然後開始報名,到6月下旬兩天論壇前後到達高潮。論壇之後,連續幾個星期早報持續刊載專家和讀者的回饋,將「二度傳播」效用發揮盡致。這場文化盛會,也引起英校背景人士和友族同胞的關注,甚至對這個大規模的活動產生疑慮,認為具有華族沙文主義的傾向。如此論調聲音不小,在八月的國會會期中,為了平息如此論調,官委議員萊伊提出動議,促請國會重新肯定開國先驅建立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和多元語文和社會的原則。另一位官委議員張齊娥即時附議,以《跨世紀的文化對話》講座為例,指出如此活動是一種文化學術的交流,華族族群追索自己的根源,不應該被視為沙文主義的復甦。(《聯合早報》,1998.08.07) 

一個月之後,我也借著年度「講華語運動」開幕機會,接受早報專訪,強調在雙語制度下培養出來的文化精英,不會成為華文沙文主義者。他們對中華文化感到自豪,卻不自認優越;他們能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而不以優越感,對待其他種族的文化。(《聯合早報》,1998.09.26) 到了第二年三月,在華初的一場研討會中,我在研討會總結時,再次呼籲華文知識份子可以在21世紀,在新加坡多元文化和語言環境下建立橋樑、跨越時代、文化、語言及國界。(《聯合早報》,1999.03.01)

到了1999年9月,早報依照原計劃,將1998年《跨世紀的文化對話》的演講全文和問答錄結集成書,同時在早報再度刊登部分篇章內容,回顧一年前的文化盛宴。時任早報總編輯的林任君在序言中說,希望這本書能「讓後人借它尋訪這一代人的思想軌跡,回顧他們在新舊世紀之交,對文化價值,生命意義,心靈感悟進行探索時所留下的遺產,結下的因緣。」   

而在20年後,這篇文章回顧當年「文化盛宴」的場景,也是要讓這一代人知道,當年我們也曾努力過;而這樣的努力,需要一代一代人接力,繼續下去。可喜的是,當年主講的幾位大師(以及參與盛事的主持人),雖然都已年逾古稀,仍然在各自的崗位上,走在文化苦旅的路途上,發光發熱。

我們也欣喜20年後,早報繼續以文學盛會,延續推展華文文學文化的使命。在此恭喜也預祝第一屆早報文學節圓滿成功。

(原文刊載於2018/05/29新加坡《聯合早報》;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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