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是力量」──以清晰的對話改善兩岸關係 | 遠見華人精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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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是力量」──以清晰的對話改善兩岸關係 發文時間: 2018/9/4   文 / 高希均台北 瀏覽數 / 9,700+

(一)Clarity is Power

近年來引領世界思潮的歷史學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先後寫了三本震撼性的書:《人類大歷史》《人類大命運》及《21世紀的21堂課》。仰慕這位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執教的年輕學者(42歲)的讀者,包括了歐巴馬、比爾蓋茲、祖克柏、康納曼。

當海峽兩岸的知識份子,不斷地在思考中國人如何幫中國人,如何增加開放交流,如何謀求兩岸和平雙贏時,我在他新著《21世紀的21堂課》第一頁引言中的第一行得到了極重要的啟發:「在一個充滿多半資訊無用的世界上,清晰是力量。」是的,”Clarity is power”,正如16世紀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力量」一樣,二者重大的啟示先後輝映,使自己受益無窮。

圖為2016年4月哈拉瑞台北演講

(二)面對四個清晰的衰退

當「清晰是力量」時,台灣人民就必須要接受一個清晰的發展,台灣正走向:

(1)經濟長期衰退

(2)社會長期不安

(3)人心長期浮躁

(4)真相長期扭曲

埋下這個種子的重要原因是:民主這個制度,就如在歐美國家一樣,已無法有效治理一個中產階級萎縮、貧富差距擴大、工作機會減少、意識型態分歧、利益團體偏執、民粹與網軍竄起的社會。民主這麼穩固的美國,居然能讓川普在白宮這樣地霸道橫行,造成全球動盪。

再加上哈拉瑞書中提到「後真相」──某些假新聞萬世永存,更助長了虛偽造假之流行,真實謙卑之難得。

因此從歐美到第三世界,我們都看到了各種形式的罷工、示威、抗議;甚至流血政變、商場爆炸、群眾屠殺、難民流竄、用腳投票等。沉默的「大多數」被邊緣化了;敢發聲的「極少數」更不發聲了。

當前台灣社會最缺乏的,不限於水電、土地、人才、資金、立法、市場、工作、創新。

社會上出現的各種爭議包括了課綱、年金、低薪、工時、司法、稅率、獨占、壟斷、房價、電費、統獨、服貿、陸資、陸生……數不清,也講不完。

這篇短文要討論的:社會上最缺的一種力量,事實上是把清晰的見解變成政策。

「清晰」的表達,就是說清楚,講明白;「清晰」的思考,就是不模糊,不糾結,不偏執;二者都在減少彼此的猜測與誤判。

30年來兩岸學者們參加的兩岸關係研討會,何止千百場?結果兩岸關係仍然原地踏步。會中的討論不斷老調重彈,不比新意,不求突破。自己從1990年代初參加這種討論會,很快就發現這一特性,以後就絕少敢再參加了。

(三)送給政治人物清晰的話

自己的一生剛好一半在大陸與台灣,另一半在美國中西部的校園。大陸13年的童年淹沒在中日抗戰的烽火中;台灣十年則在眷村中磨練自己。40年在美國校園中的讀書與教書,那是自由、開放、樸實串連成的黃金歲月。

戰亂使我渴望和平,兩岸絕不能兵戎相見;開放使我渴望中國不再貧窮,台灣不再落後。

我的夢魘是台、中、美之間把台灣當成一個棋子,發生擦槍走火;我的夢想是三邊合作交流,產生三贏。

我最關心台北、北京、華府的社會發展,以及他們領導人的願景與執行力。以整體國力而言,中美已逐漸接近,台灣難以相比;以經濟潛力而言,台灣更是遠遠落後,令人焦慮及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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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代的「美蘇瘋狂」(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小國只能冷眼旁觀;此刻在「小」與「大」之間,台灣要盡一切力量,來追求兩岸「和平地圖」(MAP—Mutually Assured Peace)。

台灣已有嚴長壽寫的《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我們熱切期盼蔡總統變成「在兩岸地圖上找到和平」的推廣者與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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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認是替天行道的世界警察,但在國內外反戰聲中精疲力竭。這幾場戰爭(從越戰到伊拉克)損傷了美國的道德、地位、財力及民心。東方智慧的「驕必敗」,找到了西方的實例,何等逼真,何等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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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球焦點都投射到大陸市場要與它為友時,台灣領導人有責任要開拓一個兩岸雙贏的機制;而不能再堅持自己的意識型態,討好少數人的偏執,自外於這個世界經濟趨勢。

水漲船高的道理是那麼地清晰,再重覆一次:清晰就是改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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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型態的信徒與創造兩岸和平的天使,二者何其不同,但差異不像台灣海峽,而是一念之間。

只要無法開創兩岸新局,走向交流與整合,其他的「替代」方案、「輔助」措施,只是事倍而功半,遠水救不了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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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它當然是要為人民──特別年輕一代──創造較多的工作、較好的待遇、較友善的發展機會。此刻捨近求遠的「南向」政策,何其曲折艱困?如「南向」有利可圖,台灣的企業,哪需要政府協助?1990年代李登輝對大陸戒急用忍,並以南向取代,結果證明:這一決策錯誤,不知傷害了多少聽他話的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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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處理兩岸關係的建議,可以列舉12個:

沈君山的「一國兩治」、陳長文的「一國良治」、蕭萬長的「共同市場」、曹興誠的「統一公投」、張亞中的「一中三憲」、謝長廷的「憲法一中」、黃年的「大屋頂下的中國」。另一邊有四位總統的立場:李登輝的「兩國論」、陳水扁的「一邊一國」、馬英九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蔡英文的「維持現狀」,再加上自己的建議:「大中國」(Grea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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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晰」才能「改變」

1991年春,台北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時,做為研究委員之一,我寫過:「當前的中國是分離的、對立的、分歧的;當前的中國人是分散的;一邊有地理的中國、歷史的中國;但沒有民主的中國、現代的中國;另一邊則建立了現代中國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雛形。」

接著指出:「這就是1990年代初期錯綜複雜的『中國結』──分離而不能永遠分裂,對立而不能永遠敵對。但這不是個死結,因為當前的中國有一點是一致的:北京與台灣都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不能獨立。中國只有一個,中國應當統一。」(國統會其他研究委員尚有丘宏達、沈君山、高英茂、馬英九、宋心濂等) 27年過去了。兩岸之間有過數不清的、公開的、閉門的討論會、訪問與交流,成果實在有限。

多年來兩岸關係,雙方對兩岸前景沒有清晰的對話與思維,也就無法產生改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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