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的年代之張望者—1980年代留美生活(上) | 遠見華人精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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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愛迪生。紐瓦克之5-1。 不確定的年代之張望者—1980年代留美生活(上) 發文時間: 2018/10/16   文 / 邱一新台北 瀏覽數 / 13,550+

既然重返紐瓦克,就趁追尋愛迪生之便回望一下我在1980年代的留學生涯,希望藉由人生某個時期的一個描述,來探照一個時代背景,或者,也探照那時代的留學生如何面對美國社會,也及他們的成長歷程和成長情感。

而我之所以勉力留美,須歸因於閱讀創造的憧憬,譬如《胡適留學日記》、陳之藩《旅美小簡》、《趙寧留美記》等不同年代的留學文學;或者,也有一部分原因,來自楊弦用余光中詩作〈民歌手〉、〈江湖上〉譜成民歌而影響了我去追聽鮑勃迪倫、瓊拜雅、披頭四等歌手而產生的啟蒙;然最令我心嚮往之,仍是趙寧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洗碗盤」的60年代打工留學生涯。在缺乏政治和文化選擇的戒嚴時期,他們的文字和歌曲為鬱悶的島嶼打開一扇窗,讓新鮮自由的空氣吹進來,猶如造物主向我們吹了一口氣。

因此,60至80年代的出國留學潮,可否稱之「自由的追尋」呢?

可是,等我真正留學了,生活的現實似乎違背了留美生活的想像,很難訴說是什麼樣的感受,我渴望看到的「美麗新世界」似乎不在紐瓦克,日常就是課業的焦慮和生活的掙扎,心裡難免覺得失落,可一些美式文化也悄悄地溜進我的生活默默地改造著我,例如原本熱豆漿燒餅油條包子饅頭的早餐變成了冰牛奶烤土司抹奶油塗果醬;有時不免哀怨:何時才能看到以前在電視影集和電影中看到的美國呢?我似乎忘了已身在美國這個事實,直覺以為「脫離日常生活的軌道」才算是旅行,直至有天搭便車去看來美國的第一部電影《回到未來》,瘋狂博士的一句話「Where we’re going,we don’t need roads」(我們去的地方不需要道路),突然讓我開竅:在公路旅行的天堂,我需要一部車。

我的生活和旅行直至買了車才有了界線,才得以出發成為旅人,加入已成為傳奇之背包客文化代表作《在路上》(On the Road)的「張望者」—在我那個不確定的年代之張望者。 

背包客文化代表作《在路上》,影響了許多人去找尋人生真義,成為美國公路上的「張望者」。

繼前文〈我的旅行方法之所見〉之第一年留美生活,本文來到赴美第二年。我終於在若歌大學校園旁一棟小樓房搶租到一個小房間,總算活得稍有尊嚴,不像之前在卡尼鎮與人合住客廳毫無隱私可言—為了省錢,你必須放棄一些自我。雖然房租較貴,我卻得以就近在市區廉價服飾店找到一份part time job。我仍記得當時店中的人氣商品是電影《橫掃千軍》(The Golden Child)男主角艾迪墨菲所戴之黑色牛皮圓頂帽,稱為「Eddie Murphy hat」,城區黑人頭上幾乎人人一頂,多是我店賣出的人造皮帽,這是我首次見識到什麼叫做「粉絲經濟」,也隱約感受到商店貨物的進出可以反映社會的潮流,如果老闆進貨有了改變,就表示流行風向要改變了。

老闆也曾是留學生,畢業後嫁給美籍港仔,住在風景優美、事業有成的華人聚集地帕西帕尼(Parsipanny)。她觀察到老美有一種「生活戲劇性」,便隨著潮流和節慶進貨,例如《美國忍者》上映時,她就進了一批忍者服和功夫服,大賺一筆,後來又進了好幾批,成了店裡的大色貨,然我卻想不懂此爛片何以大受歡迎連拍五集?

我們店僅幾坪大,但貨色繁多,庫存就堆在天花板上的隔間,生意常好到要三、四個店員才照顧得過來,由於我的英文不夠江湖,上庫房取不同尺寸就成了我的工作,值班數小時常要跑上跑下數十趟,有時還著柔道服,天真地以為對城區偷搶為業的小癟三會造成心理嚇阻。

雖然工作具有挑戰性,但時薪高達8美元,做三小時就夠我一周生活開銷了,加上送外賣偶得的「Keep the change」,我便有餘錢開車到處旅行。提到車,大四時全班便集體報名駕訓班考取駕照了,所以,一到紐瓦克立刻考州駕照,筆試高分通過—要感謝不知哪位前輩傳承下來的考古題,然路考就不容易了,不少留學生栽在台灣的開車習慣,例如遇到STOP標示,沒有完全停住;或轉換車道時,只看後照鏡沒有轉過頭;至於倒車入庫和靠邊停車反而容易,美國停車位比台灣寬闊多了。

我人生的第一輛車是跟畢業返台的學長買的不知換了幾手的雪佛蘭Camaro,馬力強大,卻極耗油(包括機油);為了養這部車,我開始送起外賣,初期在哈里森鎮中餐廳和披薩店兼著做,但叫外賣的不多,大多自行take out,可能此城多藍領階級故;後來轉至市區香港人開的中餐廳,生意好到需三、四人送外賣,最遠可達紐瓦克國際機場—他們給小費是全城之冠(幾乎每人都是Keep the change),不然誰幫他們送那麼遠呢?我仍記得送機場外賣,從未經過安檢,直接按他們給的密碼便可從員工門長驅直入了,然而,當時的美國正是強大的「雷根時代」,似乎也沒什麼恐怖份子敢捋虎鬚吧。

順帶一提老美口味的中華料理。當時店裡最暢銷的是糖醋里脊和牛柳炒綠花椰菜,似乎任何肉類只要油炸一下,淋上sweet and sour source(甜酸醬),勾芡快炒,配上幾片甜椒、幾朵綠花椰菜,就算是中式美食了。其它如橙味雞、炸春捲、麻婆豆腐、蝦仁炒飯、炒麵等,也都是店裡人氣菜色,但不知其它城市的中餐廳是否也如此?

雷根時代,若說有「恐怖」事件,就是1986年1月28日「挑戰者號」太空梭升空爆炸解體、造成七名太空人不幸罹難了。這個事件,讓我從電視上認識了一位當時已經68歲高齡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1918–1988),他在實況轉播中以簡單的冰水杯實驗,嘗試解釋火箭推進器上的一個O形橡皮環因發射當天的低溫導致膨脹性失效而爆炸的原因—但我想說的是,偉大的費曼就是有辦法將深奧難懂的物理知識像說故事般轉換成一般人都能聽懂的內容,進而了解它真正的意義,毫無一般學術菁英的知識傲慢。

位於伊莉莎白市的「挑戰者號」紀念碑,由該市高中募款而建。

我讀他的《別鬧了,費曼先生》與《你管別人怎麼想》兩本回憶錄,深受啟迪;例如賞鳥,他認為知道鳥名還不如觀察牠在做什麼來得重要,「記誦事務的名稱並不是真正的知識」,所以我賞鳥買的是望遠鏡而不是遠鏡頭;或者,臨終前以「我說過很多故事,離開人世後故事還會留著,人生沒有太多遺憾」來安慰朋友,的確,唯有故事才能打動人心,才能做一個令人懷念的人。

《華盛頓郵報》曾評論他「絕不根據二手消息或道聽途說來論斷任何事件,具有強烈的好奇心要弄清楚一切事物到底如何運作」,這種獨立思考的性格頗似愛迪生,或說是,所有科學家共同的性格—「我思故我在」,亦影響了爾後我任職媒體的態度和旅行思維。

「我思故我在」之典型:196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理察費曼。

然而,費曼或許心裡有數,挑戰者號的失事絕不是技術問題那般單純,暴露的管理問題—如官僚、政治問題,其實更值得我們反省,譬如說當時天氣不允許起飛,但迫於高層(假設是總統)的期待,誰又敢力排眾議說不呢?

「實情要凌駕在公關之上,因為大自然是不可欺騙的。」書中這句警語頗值得深思。不論政府或企業集團內部,官僚世界長久以來一直是個神祕世界,就像消失的侏儸紀。對照雷根總統(1911–2004)在就職典禮所言:「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真是諷刺。有時候,聽到候選人鼓吹自己的政見,常會想起費曼說的「我都在想那是不是他所想的,還只是講來騙選票的」。誠哉斯言。政客和政治家之別,就在於他本人是否相信他自己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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