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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才是政策的生命? 發文時間: 2014/2/21   文 / 袁 岳北京 瀏覽數 / 6,750+

美國的遊說(LOBBY)大致分三個類別:一是直接遊說,其例如美國農場主協會、美國製造商聯合會、亞華協會、來复槍協會,它們以會員制形式存在,收取會費,很清晰地顯示自己代表會員與會員所在行業或圈子的利益;其二是代理遊說,主力是律師事務所、政治性公關公司與政策性策略公司,他們接受特定機構的委託,收取費用,用一套專業方式與社會關係網絡來完成代理任務,而且他們往往有專門的註冊遊說人員。

例如我這次接觸到的威廉斯默崙策略機構,還有挺有點名氣的卡西迪公關公司,這類機構圈內人一望而知他們就是為人遊說的,但圈外人還以為他們是做一般商業廣告、律師服務或者諮詢業務的呢;其三是傾向性遊說,其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的所謂獨立思想庫,思想庫一般有一定的政策立場的傾向,例如布魯金斯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立場,而企業研究所就比較傾向保守主義立場,捐助者也往往以此立場分類,思想庫往往提供政策設計,具有遊說能力,且其領導人物與主事者往往有相當社會地位與話語權,同時也被大家貼上了比較明顯的立場標籤,但是他們較前兩類往往更能表現出表面中立性,儘管實際上他們的資金來源與政策選擇本身就有傾向性。這三者在美國都非常發達,而且互相補充,從多角度滲透影響政策決定者,構成一個綿密的價值鏈條。

直接遊說最大的特點就是直接而且聚集在特定利益群體關心的問題上,但是它也因為直接性而容易引起爭議,其他相對或者相關的利益群體往往會抗議政策制定者偏聽了直接遊說者的意見。相對而言,傾向性遊說的爭議會比較少點,貌似第三者意見,有些政策主張也不能說得那麼只顧一方,「全碗端去」。在中國,直接遊說還是主流,一定程度上當政者能聽到一方或者少數人的遊說意見就已經感覺很不錯了,兼聽模式還不流行,這特別典型地可以從現在半真半假的聽證會上可以看出來。獨立思想庫與個人化的學者遊說實際上已經開始存在,但大部分恥於公開宣稱代表特定利益群體利益,而且很重要的是他們往往通過公共輿論間接施加影響,政策制定者接受這類影響的常規模式還沒有形成。在專業遊說方面,一些國際公關機構在專業政策領域如APCO在中國的公共衛生領域已有相當的影響能力,但以合法委託形式進行政策遊說既沒有形成廣泛的需求基礎,從而也沒有形成專業的供應產業,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遊說產業在利益集團多元化的中國是一個潛力型產業。

美國人的典型遊說方式是:

1、調查研究報告——系統數據與論證,確保遊說的說法放到桌面上不是那麼難看,我就記得為支持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美國八大思想庫曾經專門提出專項研究報告,零點還參與提供了相關數據。

2、研討或者講座——其中以午餐講座最多,主講者與評論者闡述,聽眾可以提問與質疑,遊說對像大半就被邀請在聽眾之中,我曾在卡內基多次做過類似講座的演講者。

3、旅行考察——將游說對象組織進考察活動中,很多美國政界人士會參與類似活動,比如今年夏天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就會組織美國的市長代表團與國會助理代表團訪華,但是那需要專門向相關單位備案報告。

4、爭取出席聽證的資格——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有大量的聽證活動,這可以產生公開與直接影響決策者的作用,美國國會關於針對中國的貿易法案就需要大量聽取美國貿易團體的證言。

5、間接輔導——遊說機構也做一些有意識地利用媒體、決策機構內部媒體、針對國會助理甚至議院和政府官員的培訓進修項目,利用這些途徑傳達所需要傳達的信息,同時也維護與這些人的關係。除了這些主要的遊說活動外,私人間的吃飯與聚會也經常被使用,但這些活動最終還需要上面這些相對正式的形式體現出來。遊說也往往與政治捐款有聯繫,遊說機構也出於利己目的提供或者幫助提供政治捐款,但是這種捐款一是要限於法律規定的政治捐款的額度,以防少數人的捐款過度影響某些政客,二是這些捐款也只能用於指定的政治活動而不是簡單地變成私人的款項。當然並不是沒有違法的情形,美國因遊說而起的政治醜聞這兩年頗為不少。

相比較而言,在中國的遊說形式主要有:

1、爭取出席有關部門專門組織的立法或者行政政策意見聽取的座談會。

2、針對決策者個人及其接近者的交往與意見表達活動。(這一形式所佔比重較大)

3、利用權威媒體與權威信息收集機構提供高層領導可以閱讀的內參文件。

4、利用知名專家與民意代表在兩會或者其他場合發表個人意見,尤其借助於媒體壓力引起決策部門注意。

在現有的遊說體系中,針對個人與檯面下的色彩還比較濃,防止偏聽主要是寄希望於政策制定者的善意與能力,而不是讓不同利益群體均有公開遊說的機會。既然核心決策者權力過於集中的現像很明顯,遏制個人化遊說活動中的賄買現象就很不容易,很多人會發現遊說甚至需要變成針對核心決策者的家人或者親信的活動。

有人也許仍然對遊說的價值與道德色彩有批評或者疑惑,我的基本觀點是:其一隻要有不同利益集團遊說是必然會發生的,與其有自發遊說不如允許自覺而專業的遊說,與其有地下遊說,不如索性鼓勵桌面上的遊說,放到桌面上才好規範與要求,在多種專業水平的多元遊說能力的公開辯論與對話中讓政策制定者發現合適的公共尺度與政策界線,而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有一定價值的公眾輔導的過程;其二遊說本無毛病,重要的是保證與支持不同意見與不同利益群體均有適當的表達與遊說機制,讓遊說成為各種利益群體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重要參與機制,以防止只有偏聽的效果,這個方面弱勢群體的表達能力尤其需要注意;其三鼓勵如同律師、廣告、公關一樣的遊說產業發展,形成專門的遊說專業人才群體,提高遊說的專業能力與職業倫理水平,這比各種人用亂七八糟手段混戰在一起要好很多。所以我們實在有必要理一理遊說這個中國的地下江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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