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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十屆星雲真善美傳播獎》 一機在手,群龍無首 發文時間: 2018/12/4   文 / 江才健台北 瀏覽數 / 9,000+

二○○七年美國蘋果電腦公司推出第一代iPhone 智慧手機,標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這種新型態的手執裝置有手指觸控螢幕,便捷匯入介面,多元的應用軟體以相機等應用工具,推出立時風靡全球,到去年為止,全球製造手機數量,已經超全球人口統計數的七十億,使用智慧手機的人數,估計至少在三十億以上。

人類的社會結構,總是受到其成員溝通方式的影響,二十或三十年前開始網路時代,衝擊人類社會結構,帶來巨大改變,智慧手機在網路架構上更造成一個跳躍革命,網路成為「隨時、隨地、隨人」的社會網絡,顛覆往日社會溝通的時地局限,後隨3G、4G的推出而益加為烈。

智慧手機的即時隨地特質,對於傳播訊息的傳統媒體帶來巨大挑戰,事件發生當下,一些偶遇的目擊者,可以利用智慧手機,在網路傳送文字與影音訊息,完全可以媲美即時轉播的電視媒體與廣播,遑論印刷媒體,因此近十年來的傳統媒體,特別是印刷媒體訂戶快速下降,支撐的訂費廣告商業模式隨之潰退,帶來的影響既深且廣。個人長年工作於報紙與雜誌印刷媒體,願意就此方面的衝擊、改變與影響作些討論。

三年前曾經在《新生報》寫過一篇社論〈是誰造就了劣質媒體〉,在此引述其中的三段文字:

近代報紙的發展,發軔於歐洲民權思想與民主代議制度發展影響,十九世紀末我們受到歐美風潮衝擊,開始有報紙的發行,就中國報紙輿論發展的歷史看,一九二六年由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復辦一九○二年創始的《大公報》,可說具有歷史代表地位,他們復辦時揭櫫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方針,也成為中國報業發展史上受到肯定的標竿。

中國近代歷史的政治動盪,當然多有不利於新聞媒體輿論的因素,大陸如此,台灣亦不可免。台灣由清朝時的《邸抄》,到日據時代發行日文《台灣日日新報》和中文《台灣民報》,開啟近代輿論的先聲,日據晚期最大的《台灣新報》,後來就是《台灣新生報》。五○年代台灣報紙蓬勃發展,加上雜誌、廣播,以及六○年代的電視,奠定台灣近代媒體輿論根基,這都與台灣後來能夠和平轉型,走上民主化過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台灣近年媒體劣質化發展,因素十分複雜,民主轉型初期帶來的社會動盪,台灣特有的對於國家未來認同分歧看法,加上網路時代訊息傳播爆炸發展,都造成台灣近幾十年來所建立媒體傳統及規範的崩潰,社會輿論公信力喪失,以及政府統治力量嚴重失能。

在二十世紀的傳播概念,所謂民主運作的第四權,一般以報紙為最具代表性的媒體;報紙文字敘述完整,析論深入,印刷報紙的長期存在性,都增加了權威感,二十世紀大興的電視,雖有時效快速優勢,但影像畫面稍縱即去,非隨時可以觀賞,內容難免流於表面,廣播媒體同樣有類似問題。

網路部分解決了過去電視與廣播不能即時收看收聽的問題,當然也就更加挑戰報紙過去每日出刊,時效滯後的問題,加上買報紙需要支付費用,相對於手機訊息免費,閱讀便利,加上舊報紙還需要後續處理等,都給報紙帶來負面影響,造成購買或訂閱報紙讀者快速減少,報紙營運受到影響,品質難免就要連帶下降。

媒體就像是社會的鏡子

網路興起的同時,一般人口中常要大罵所謂的「劣質媒體」,好像是因為媒體太差,因此他們不看不聽,轉向網路訊息。其實在新聞媒體的概念中,媒體就像一面鏡子,是社會水準的反應,什麼樣的社會水準,就養出什麼樣的媒體。在世界報紙之中,《紐約時報》受到許多人的推崇,但是《紐約時報》並不代表美國報紙水準都好,美國也有許多不甚了了的報紙,在紐約地區發行量最大的《紐約每日新聞》,事實上是歸為八卦報(tabloid),雖然其中也有很好的記者,做出過相當出色的報導。

《紐約時報》之所以能夠做到他們報頭上標榜的「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所刊新聞皆宜),一方面是他們堅持以赴的努力,另外也是因為紐約地區有夠多能支持如此一份嚴肅報紙生存的社會大眾,這些「紐約客」未必都是美國人,許多「紐約客」自認與一般美國人不同夥,也就是這樣的人眾,支撐起像《紐約時報》那樣的一份質報。

個人過去在美國時曾經訂閱《紐約時報》,也未必全然同意他們的立場和識見,但去年在加州避暑,還是每天走路一小時花二.五美元買一份《紐約時報》(週日更要六美元),肯定他們面對川普總統說他們只製造假新聞的謾罵,仍舊以平實態度做出儘可能忠實的報導來回應。

我在台大新聞所與同學上課時半玩笑的說,如果今天在台北市辦一份《紐約時報》,不是今天辦明天會垮,是上午辦下午就垮。原因就在於台北沒有夠多真正願意閱讀的人眾,其實如果調查一下可以知道,就算所謂的學界人士,許多也是除本科之外不大閱讀的。

因此過去所謂的「劣質媒體」,事實上反映的正是我們自己社會的一些特質,譬如沒有耐心閱讀深刻的新聞背景內容,對於事情認知的黨同伐異,偏執取向,因此媒體在一個商業市場機制之下,為了爭取發行量或收視率,為生存只能迎合這種社會的普遍特質,造就出所謂的「劣質媒體」。

今年暑期在溫哥華,對於過去較不熟悉的加拿大報紙有些觀察。在溫哥華的好幾個圖書館,我看到加拿大夙有歷史的《環球郵報》,依然是相當有格調和深度的報紙,另外加拿大的《國家郵報》,溫哥華的《溫哥華太陽報》,大體都有一定水準,特別的是這些報紙每天有訃聞版,追念一些典範代表人物,也有一般人物去世的短訊,展現社會的慎終追遠,在溫哥華公共圖書總館裡看到的蓬勃文化活動與閱讀氣氛,也印象深刻。

在台灣,目前我每天固定在7-11 買兩份報紙,滿足最低的閱報需求,也知道大多數的朋友,無論年輕或年長,都不再閱讀報紙,只由手機獲取社會事件訊息,把手機訊息當作是過去的報紙消息。其實手機上的許多訊息,既沒有作者也沒有來源,與報紙至少有一個每天固定可以查核對象的來源,不可同日而語,這種手機訊息時代,造成的是更少的社會共識,更多的偏執與對立。

一點不錯,報紙也有立場,也有偏見。但是過去我們做媒體的信念,總是有盡量保持客觀的心態,而且一個新聞記者所發的訊息,還要經層層的編輯過濾,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有些隱密消息來源的訊息,報社內的負責主管,也要有相當的諮詢查核與判斷,如果出了問題,第二天記者不但得做出解釋,嚴重捏造的也許要調整工作,甚至丟掉飯碗。

現在台灣的報紙刊載的,多是一些政治或意識型態紛爭的訊息,由於受到篇幅限制,對於社會不同意識立場的溝通,貢獻很少,評論的文章不少,真正深刻的不多,比起我在中國大陸看到的《南方周末》,或是《經濟觀察報》,顯得浮面和淺薄甚多,特別是與英國《金融時報》一樣同樣用粉黃顏色印刷的《經濟觀察報》,總有許多非常有深度而且視野寬廣的評論,大陸的報紙也許不能批評習近平,但是我們每天可以批評總統的報紙,提供的卻是一些浮面狹隘的訊息,是台灣的大隱憂。

「星雲真善美傳播獎」表彰許多過往新聞界的代表人物,也鼓勵許多年輕的現職新聞人,對社會的貢獻非常之大。我曾經問起一位十分敬重的外交前輩,買不買報紙,他說不買,我問那麼報老闆如何給記者發薪水呢?其實我們許多畢業的學生,還是在待遇與社會評價不佳的媒體環境中努力工作,值得我們的支持鼓勵。

網路時代人人都是評論者,造出所謂的公民記者,憑藉著片面認知以及對政治、社會理念的個人偏好,將原本媒體專業化追求的輿論傳統,打成初民社會的巷議街談,這種情形可說普世皆然。反躬自省,或許我們應該坐下來,讀一份嚴肅的報紙,靜心看一個深刻的電視節目,或是推動一個訂報運動,為台灣保留一份底氣。

 

2018第十屆星雲真善美傳播獎》專題合輯:

傳播.媒體責任與使命

張作錦/新聞界不能只靠「新聞獎」才進步

黃 年/被台灣媒體辜負的一九八八

思辨.當代危機與挑戰

邱立本/全球媒體的變局與心魔

向熹/當代傳媒人的第三重責任

沈春華/所以,媒體怎麼了?

王結玲/面對媒體型態巨變

黃明堂/讓人難以自拔的「點閱率」

追尋.真善美新未來

陳長文/二○三七年,你我想要什麼樣的媒體?

黃效文/跳脫黨派色彩,走向未來新高度

何培鈞/良善價值,你我一起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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