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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富人除了移民海外還有其他路嗎? 發文時間: 2014/2/26   文 / 馮 侖上海 瀏覽數 / 10,500+

面對不斷的制度震蕩,民營企業正像毛澤東早就看透的一樣,只能「軟弱、動搖和搖擺」。可選擇的生存之道無非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或者迎合共舞、舍財求證,或者被動適應、保命留財,最後實在不行,「走為上」,移財移民、海外發展。

選擇一:實業救國

第一種選擇,其實不是在今天而是在1895年到1949年。當時的企業家張謇、範旭東、盧作孚、穆藕初等在他們的事業中堅定地踐行著「實業救國」的理念,他們是民國企業家的標杆和樣本,稱為當時企業家效仿和追隨的偶像,為民營企業樹立了學習榜樣。那時候,實業是工具,救國是他們的社會理想。他們的狀態其實是士紳們對工商世界的一種精神轉型,「這種不是來自古典時代的商人,也不是來自買辦和洋務前輩。這些企業家與他們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政治家有著同樣的精神結構,只不過,他們是用企業來作為實現自己社會政治理想的工具「(高超群)。拿張謇來說,他對當時清末的腐朽體制絕望,認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於是走到體制外,下海經商,「捨身餵虎」,「認定吾為中國大清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願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既決,遂無反顧。」之後,他歷盡艱辛,通過辦企業,成功地帶動南通社會經濟全面發展,不僅辦實業,為股東賺錢,堅持民營為主,規範管理,而且大量興辦教育、醫療、慈善等社會事業,一時之盛引來許多效仿者,其中不乏被後世亦奉為楷模的盧作孚和榮氏兄弟。除此之外,張謇還積極參與社會改革運動,特別是帶領企業家階層組織預備立憲工會,發起三次國會請願運動,要求開國會、實行君主立憲制,建立責任內閣。辛亥革命後,他還棄商從政,出任孫中山政府的實業總長、袁世凱北洋政府的工商總長與農林總長,「既貫徹官府意圖,又為工商界代言」(馬敏)。

今天的民營企業中的九二派,或者可以與當年的紳商(亦稱士商)張謇等相類比,在改革開放的大變局中,不僅與同時代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有同樣的使命感和精神結構,而且抱有強烈的濟世情懷,創辦實業,參與社會建設,投身公益。問題是今天的現實能否給他們一個不同於張謇和盧作孚的前提與歸宿。

選擇二:將錯就錯,換取利益和安全

第二種選擇,在一黨長期執政、政府無比強大的情況下是一種主動將錯就錯,換取最大安全和最多利益的方法。早在1927年,國民黨立足稍穩,就試圖以黨代商民組織整合獨立的民間企業(商人),之後,它又規定了訓政時期以黨治國六條原則。

確定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訓政體制,商人再次回到傳統中去,人和商會在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受到很大限制。1949年共產黨執掌政權,主張「限制、利用、改造」民族資本,最終消滅資本家階級,到1956年僅用一個月時間就迫使民營企業「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交出企業,稱為無產階級一分子這一時期乃至後來我們看到最典型、甚至最成功的人物是榮毅仁。榮家在1949年前已是中國最大民營企業財團,橫跨紡織、面粉和金融等多個行業,榮毅仁是榮家第二代,留洋歸來,留在大陸見證了共產黨進城和指掌政權的過程。1956年1月10日,毛澤東對榮毅仁說:「你是大資本家,要帶頭,現在工人階級當家做主了,老板換了。」榮果然主動將企業交給了政府。榮其實早就表態說:「我跟黨是相依為命的。」他還在群眾大會上當眾高聲表白:「社會主義改造對於我失去的是屬於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我,失去的是剝削階級人與人的爾虞我詐和不信任,得到的是作為勞動人民的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信任,這是金錢所不能買到的。」榮毅仁對黨和政府的積極態度得到了回報,他被黨保駕為上海市副市長。公私合營不久,毛澤東又出面保他,不僅免於反右整肅,而且上調北京出任紡織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當中周恩來又奉毛澤東旨意保護他免遭迫害。

文革之後,鄧小平請他復出幫政府創辦「中國國際信托公司」,作為改革開放、與世界打交道的商業窗口。他的態度仍延續他的邏輯,把所有屬於自己的錢財捐給政府,暗中加入共產黨,表面上以董事長名義經營國有企業。這一回他的回報是:政治上被黨安排為國家副主席,當他去世時得以覆蓋中共黨旗;同時,他兒子、榮家第三代榮智健在香港憑借自己努力和中信的便利,大發其財,成為當年的中國首富。

那一時期,緊隨其後的還有北京同仁堂的老板樂松生等。今天,我們在人大、政協領導名單中可以發現不少民營企業家,在他們身上,無論是語言還是行為方式上,都閃現出當年榮毅仁的身影。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的企業沒有被逼捐給政府,也沒有公私合營。但願歷史不要開他們的玩笑,再給他們一次重復1956年故事的機會。顯然,如何用法治的力量保證民營企業家的利益和精神傳承,仍然是「橫亙在中國社會經濟面前的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這個問題,是下一個30年審視中國經濟的晴雨表,也成為考量中國經濟是否可持續發展以及中國商人命運的重要風向標」(王俞現)。

選擇三:被動妥協,委曲求全

第三種選擇是被動適應,以不斷地妥協、委屈求全保全已有的即得利益。如果說第二種選擇多表現為少數大型民營企業,那采取被動適應的態度則是絕大多數的中小型民營企業的無奈之舉。1949年共產黨進城之後,先是提出保護民族資本,然後一步步改變政策,又提出要「限制、利用、改造」,在流通領域統購包銷,通過「五反」打擊民營企業的經濟合法性和道德上的正當性,直到最後強制實行定息、公私合營,到1956年使民營企業徹底被消滅。一位當事人(桂勇)回憶道:「不合營你也生存不下去,為什麼?勞資糾紛不斷,就是工人不斷鬥你你也不能開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發工資,企業原料不足、業務不足,國家把金融、原材料全部控制好了,私營企業拿不到原材料,給你拿的也是價格兩樣的,工人的組織——工會已經成立,稅務機關已經較完善了。我們已經是走頭無路樂,不要說廠裡,連家裡的錢都拿到廠裡開支,到最後家都破產了,資本家風險壓力很大,這樣,資本家就沒有什麼內在積極性了。」這就是當年所謂敲鑼打鼓「公私合營」把企業拱手交給政府、走進社會主義的真實情形。而另一方面,毛澤東對此也直言不諱,他說:「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他還說:「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陳雲也算過帳:用1.15億的定息讓71萬私人資本擁有者敲鑼打鼓交出23億的資本,實在是很合算的」。這71萬人就是被動適應,仿佛被溫水煮青蛙,他們弱弱的希望和最後的幻想就是保全手頭僅有一點可憐的資本與權益。然而,正如毛澤東所坦陳的,共產黨「良心不多」,結局是滅亡和「絕種」。

其實,今天絕大部分民營企業最擔心的並不是有一天政府拿刀架脖子上,強迫交出企業和資產,而是害怕歷史出現驚人的重復:漸漸的國進民退,政府的手越來越長,越來越忙,傳統意識形態強勢回歸,在道德上醜化民營企業和「有錢人」。近幾年,陝西的煤業整合,河北的鋼鐵整合,以及房地產領域的去市場化等等,都令人似有歷史再現的恐懼。在強勢而又以法治國(而非依法治國)的政府面前,民營企業家是一群可憐的待宰羔羊,所謂選擇,實際上就是沒有選擇的選擇,維護的只是等待死亡的權利。

選擇四:遠離是非之地

第四種選擇就是「趨避之」,就是逃離是非之時、是非之地(譬如移民),就是躲開社會制度和政策的震蕩,也就是躲避沒有法制的政府。過往一百年,在幾次大的社會震蕩和制度變革時,都有一些重要的民營企業因為逃離(避)而幸存下來、發站起來,改革開放之後又回到大陸,從而延續了企業生命,創造了百年老店的傳奇。1945-1949因躲避戰亂和害怕共產黨新政權鬥爭,不少上海的老板逃到香港,一時蔚為風氣,這批人後來在港戰後經濟發展中扮演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企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1978年改革開放後,有一些又回到大陸繼續開拓生意,延續著企業生命和家族的光榮。還有一類名義上是洋人、其實一直在中國本土開展業務的民營企業,因為在海外的血脈一直未斷,即使在中國大陸財產歸零,也游刃有余,東山再起,重回中國。

比如說怡和公司,180多年前由兩個蘇格蘭青年創辦,一開始他們的業務就在中國廣州,後來一直延伸到整個中國內地,特別是長江流域的大城市;到1949年時,怡和在整個中國已雇佣了2萬多人,在東南亞地區還雇了幾千人。1949年,中共的軍隊進入上海接管政權後,以半買半剝奪的方式強迫大班在一份文件上簽字,放棄了在中國大陸的所有財產。這時他只好退到香港,重新創業,以區區幾萬再次打拼,經過幾十年努力,又使怡和帝國重新恢復,在除中國大陸以外的整個東南亞地區雇佣了20萬人,成為全球500強之一。

臨近97香港回歸的時候,他記得1949年的痛苦經歷,於是再次以「趨避之」的方法將公司的注冊地遷到新加坡,事後15年,我見到怡和主席的時候問他,當時為什麼要離開香港,他不緊不慢地拿出兩張表格對我說:「我的責任首先是把公司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也就是受法律保護的地方,這兩個表說明離開香港後,我們的業務沒有停下來,反而發展更好了,具體地說就是投資回報率比巴菲特要高,增長率比李嘉誠也不差。」最近幾年怡和公司在中國大陸的業務又有很大發展。回過頭看,兩次都因為部分業務在一些穩定和有法律保護的地方保留下來而使企業得以延續,甚至快速增長。

今天有一些和海外有密切聯系的民營企業或者在海外上市,或者將一部分業務挪到海外,也有一些企業家以移民的方式獲取安全退路,這些都屬於像當年上海老板和怡和公司一樣沒法活下來的選擇。一些媒體和學者對富人移民、財產外流的現像持批評態度,其實,為什麼不能自己檢討以下我們的體制和政策除了什麼問題,為什麼讓民營企業沒有安全感、因而采取「趨避之」的策略以求生存。這就像一個地方社會治安不好,良家婦女都不敢出門,躲在家裡甚至搬去另外的城市,你卻不檢討政府責任、打擊罪犯、改善治安,反倒怪罪良家婦女為什麼不出來讓壞人調戲和侵犯,真是豈有此理。

總之,在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急劇變化、政策多變的環境下,過去一百年民營企業家以所有人生智慧可以想到的能夠穿越制度轉移和體制摩擦造成的死亡邏輯的秘訣無外乎這四種方法。這過程中隱含的最大的死亡陷阱其實就是吳曉波概括的民營企業在中國歷史上的四大經典困局,即:無論哪個執政黨,也無論什麼樣自稱了不起的政府,只要我們還沒有走出這一陷阱,民營企業就難以真正穿越體制的死亡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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