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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承受得了安保鬥爭式的社會成本付出嗎? 發文時間: 2014/4/1   文 / 謝哲青台北 瀏覽數 / 28,350+

2014,歲在甲午,從開春以來,無論國內外,都陷入某種詭譎難辨的氛圍之中。3月18日,更因為服貿協議而引發的學運,更將台灣推上世界新聞媒體的頭條。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7年,同盟國結束軍事佔領日本。1952年,日本代表於美國舊金山簽下《舊金山和約》,不過因應當年全球意識形態對峙的劍拔弩張,在和約中明訂美軍可以繼續駐防日本,進而鞏固西方民主自由與資本主義體制。

《舊金山和約》恢復日本的國家主權,因此民間反應還算是正面積極。不過到了1957年,日本同意美軍更新武器,增派駐軍及擴大基地建設,此舉引起日本民眾強烈的不滿。不過首相岸信介公開表示「美日新時代」的降臨,並且準備簽署修訂版的「美日安保條約」,引起學生與民眾的激烈抗爭,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安保鬥爭」。

接下來,日本列島被推上火線,以新左派的全學連為主,再加上各界忘情參與的民眾(尤其是藍領階層),共計兩百多萬人走上街頭,從和平示威到暴力衝突,日本政府也動員空前警力維安鎮壓。

1960年元月,學運抗爭的情緒被時勢推向高峰,1月10日,美國總統艾森豪訪日,580萬學生民眾上街示威,五天後,在持續的抗爭中,東大女學生樺美智子遭警方棍棒打死,連東大的校長都站出來嚴批政府處理失當,頓時反政府、反戰的訴求獲得全球媒體的關注與日本普羅大眾的支持,政府威信盪然無存。

在擴大的抗爭中,安田講堂事件、反越戰示威,乃至於反成田機場土地徵收與興建抗爭,都普遍獲得民眾與新聞輿論的好感。不過隨著鷹派與鴿派抗爭手段與價值認同有了出入,學運也開始走調變質。鷹派學運份子開始對警方投擲汽油彈、在政府機關設置炸虊,搶劫金融機構,甚至到自來水廠投毒,這些舉動開始讓一般民眾感到厭惡。後來「赤軍旅」的「淺間山莊事件」,更讓學生與民眾重新思考學運的本質與初衷。

多年以後,許多人透過不同的媒體,回憶那段島內烽火的傷痕年代,山崎豐子、松本清張、丸山真男,一直到村上春樹,有控訴有疏離,以文字寫下他們對安保闘爭的深刻反省。

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屬於它自己熱血青春,24年前的野百合學運,啟動了台灣民主改革,而這次太陽花學運,除了反服貿協議外,要如何在政治專業上取得民眾的信任,以及要如何落實訴求與和平退場,這是我們台灣社會要共同思考的命題。

倘若,抗爭真的擴大了,台灣社會承受得了安保鬥爭式的社會成本付出嗎?在支持理性訴求之外,我堅絕反對泛道德、泛政治絕對主義的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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