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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知識經濟研究室」啟用 知識共享,學以致用 發文時間: 2014/12/26   文 / 高希均台北 瀏覽數 / 11,800+

(一)

我是一介「書生」,為「書」而「生」。

何其幸運,一生與書結緣,讀書、教書、寫書,是一個教書人;後又投入《天下文化》變成了評書、選書、印書的出版人。這二個角色相互激盪,我都珍惜,變成了一生「樂在工作」的讀書人。

做讀書人最嚮往的就是知識的分享,進而能學以致用,推動社會進步;此為母校中興大學於12月26日啟用「知識經濟研究室」的最重要原因。

(二)

在中日抗戰中出生的那一代,顛沛流離的成長過程,父母最擔心的就是孩子受教育問題;孩子最渴望的就是有書可以唸。因此童年根本不懂什麼是玩具,最想要的是書本,在昏暗的燈光下,認真地讀每一行字。

13歲隨著雙親從江南遷徙到南港,18歲考進台中農學院農業經濟系(現在的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1954年的9月從南港坐著火車一站又一站,在台中下車。第一次離開家,這個大一新生沒有恐懼,充滿了要吸收知識的激情。

「中國之窮,窮在農民;中國之弱,弱在農業;中國之貧,貧在農村。」多位老師的訓勉開導了自己,「誠樸精勤」的校訓引導了自己一生的做人與做事。

農學院四年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靠近農經系那二層樓的小型圖書館,二樓有一小間放著二個櫃上了鎖的英文書。有一天終於鼓起勇氣,向館員借到一本農產品價格英文著作,如獲至寶。二小時之內就要歸還,不能外借。

劉道元老師(後來擔任興大校長)在我大三時,讓我晚間用他面對池塘的研究室,他書櫃中的幾本英文書,就變成我不斷細讀的參考書。

從大三開始,在英文材料裡,開始讀到「落後地區」「經濟成長」「貧窮的惡性循環」這些名詞,一門新的學科「經濟發展」,在1950年代中期的西方世界開始萌芽。

我要趕上這班經濟成長思潮的列車,畢業前夕產生了強烈的意願想到美國讀書。一份助教獎學金,使我趕上了1959年南達科塔州立大學的秋季入學。兩年後獲得經濟碩士,9月轉赴密西根州立大學主修經濟發展。在三個月的空檔中,寫了人生的第一本書《經濟發展導論》,次年8月由台北的美援會出版。

(三)

在美國近半世紀的教研生活中觀察到,世界上沒有一個現代國家,教育落後而經濟進步的;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會,必然是一個愛閱讀的社會,自己閱讀、家庭閱讀、社區閱讀、國會議員也閱讀、媒體人也閱讀、有錢人也閱讀,每個人都是終身閱讀者。因此在台灣,我利用所有的場合,特別是對大學生,都強調「大量閱讀對現代人的重要」。

十分興奮我能把一千多冊藏書送贈母校,成立「知識經濟研究室」。可惜的是,自己三十多年來的英文藏書,在三年前捐贈給曾執教的威斯康辛大學,自己住處也送贈學校稱為「KAO International House」,做為國際交流中心。

「書」在我一生體驗中,它是啟蒙的「種子」、學習的「階梯」、沉默的「老師」、知識的「地圖」、前進的「力量」、跨越無知的「橋樑」、打開封閉的「門窗」。

知識經濟研究室是由我仰慕的姚仁祿大師設計,在這淨純又優雅的空間中,母校師生可以閱讀、討論、思考、寫作。

(原文刊載於2014年12月25日《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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