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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金融部門和有效的民主政府 發文時間: 2015/3/4   文 / 張安平台北 瀏覽數 / 7,100+

全世界今天所面臨最大的問題莫過於全球金融業太過快速的成長造成其過度主導性的地位。在2013年,世界上按照資產規模排名前十大的公司有7家是在金融領域。前十大最賺錢的公司也有四家在金融行業。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金融化已經成為今日生活的一部分。

現代金融業是由荷蘭人在17世紀初發明的。荷蘭是第一個把政治權力和經濟政策結合起來的國家。物質財富的增加也在當時開始被視為國家力量的一部分。經過17世紀末光榮革命的英國,把金融業和新的金融工具做了更細緻的演繹和發展,以因應快速成長的新資本主義中實體經濟(Real Economy)的需求。於是乎,金融業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繼續擴張。毫無疑問,現代的金融業便利了並協助了現代工業經濟的成長。它一直是而且仍會是當今世界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如果沒有適當的法規,金融業也一直是現代世界問題產生的主要來源之一。

從1637年荷蘭的鬱金香熱(Tulip Mania),到1720年法國的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s),到1792年美國的大恐慌(the US Panic),以及1847年因過度投資鐵路業造成英國金融市場崩潰所導致的英國恐慌(the English Panic),乃至1893年美國也因過度融資鐵路造成的大恐慌(Panic of 1893),這些過去的危機,不只是在史書上的一些事件而已,而且是今日仍然在持續發生的金融危機。舉一些時間更近且所有人更熟悉的例子,例如:1929年華爾街崩盤(Wall Street Crash)導致超過十年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1987年因道瓊(Dow Jones)最大單日跌幅造成的黑色星期一(Black Monday),十年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Asian Financial Crisis)造成一些亞洲貨幣的幾近崩潰,2001年網路泡沫(Dot.Com Bubble)導致許多網路相關公司失去了幾乎整個的市值,當然還有2007年最新的全球次貸金融危機(Global 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它的影響讓世界如今都還沒有完全走出來。事實上,在過去200年間,幾乎每10到20年左右,世界上就會有一些地方出現銀行危機或金融恐慌。

隨著世界經濟日趨整合,金融問題已經變得更加全球化。隨著金融業越來越成為經濟的主導,金融業的問題也必將越來越大。大家都已經熟知「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這句話。如果未來沒有什麼變化的話,恐怕未來這種情況會是常態而不是例外。今天世界尤其需要一個穩定和強大的金融產業。

在2013年,每天的金融交易有5.3兆美元,每年全世界的國內生產毛額有74兆美元。這意味著每兩個星期,全世界在一年內所生產的所有東西都已經至少被買、賣過一次了。今天,對沖基金可能有辦法拖垮一個政府,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已經看到了它第一次展示實力。金融業有因為牽涉到人類純粹且如假包換的貪婪,所以必須嚴加規範。

但是,相反地,柯林頓總統卻在1999年頒布了「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也簡稱為「Glibba(GLBA,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 the Gramm-Leach-Bailey Act)」,從而有效地廢止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 這個法案限制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證券公司被允許的一些商業活動將近70年。全球金融的新概念可能是所有問題的根源。金融業必須訂出全球協調一致的規範可能是今天最重要的行動之一。如果不是這樣,另一個更大、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可能就正在不遠處等著全世界。金融業的成長已經遠遠超過了它對真實世界應該提供的基本功能。金錢或金融工具已經不只是交易的媒介,它們本身就已經成為一個人生的目標,甚至幾乎取代了宗教所扮演的人類最後救贖的角色。

金融業也是全球所得不均的主要原因。這是一個幾乎不事生產,只會製造虛擬性貨幣的產業。過度的槓桿和過度的估值,投機過度的貪婪,不確定性以及群眾一窩蜂的行為,將繼續困擾人類社會。金融業目前的心態將會繼續強化並鼓勵這些行為。世界上最糟糕的邪惡是貪婪,不論是「對金錢的貪婪」,或是「對權力的貪婪」。這個邪惡的貪婪,不管是起因於柏拉圖所說的缺乏知識或亞里斯多德所說缺乏抗拒誘惑的意志力,它都不應該繼續被縱容。

的確,所得不均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但歷史上有任何災難性事件是單純因為所得不均而引起的嗎?一直以來,過去的一切人類的悲劇都是因為政治權力過分集中並濫用所造成的。要記取國家或世界的衝突,始終是政治領導人個人的政治野心的結果。民主的政治制度一直到今天仍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稍加回顧即知,是標榜民主的希臘人把蘇格拉底判處死刑的;是共和政體的佛羅倫斯把但丁和佩脫拉克(Petrarch)驅逐出境的; 也是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民主選舉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選出來的。普選只不過是民主制度中的一個部分。一個民主國家要成功,必需有適當的制衡機制,而且需要所有公民不斷參與所有國家的重要問題。

2500年前柏拉圖在他的著作「共和國」中明確指出,民主不是一個完美的政治制度。它也有它的弱點。在1787年美國憲法的辯論中,許多反對聯邦制度人士的文獻中一遍又一遍指出,政治權力的集中是危險的。反對聯邦人士的文獻也指出,多數政府至少會盡情花費從稅收中所得到的所有的錢。看看最近在2010年發生的主權國家債務危機(Sovereign Debt Crisis)就更清楚。如葡萄牙、西班牙、冰島、塞浦路斯的稅收佔其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是40%左右;希臘和愛爾蘭少一些,約30%;法國和義大利略高,約44%左右。這些國家有一些在收到這麼多的稅之後,仍然負債累累。一些國家支應付息的費用遠比教育經費為多。顯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問題,但加稅並不是平衡預算和收入不均問題唯一的方法。當然,這取決於各個國家。但如果不小心,更多的稅收只會造成更多的浪費,資源運用更無效率,也不必要地讓政治權力更加集中,以及毫無必要地讓許多政客胃口更大,尤其是當稅收到達國內生產毛額的50%時。可以想像一個政府比整個私營部門加總在一起還大嗎?在羅馬帝國鼎盛時期,其實只用了不到1萬8千名政府官員來管理所有的羅馬省份,從英倫三島到中東和非洲。大家要記得沒有一個政府是真正「仁慈」的,也很少有真正遵照「公民共和美德(Civic Republican Virtues)」的傳統精神去治國的政客。

17世紀的英國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士(Thomas Hobbes)在他的著作《利維坦》(Leviathan)中曾經指出,政府是必要之惡,也需要靠稅收來維持。因為一個商業社會要成為基於企業家精神的創意之源,必要條件是政府的運作必須非常有效率。

不論是民主制度或資本主義,都需要一些社會的倫理和道德規範做基礎。地球並沒有無限的資源。世界如果要永續存在,需要我們所有的人更加寬容,更關懷他人,也更需要遵守道德價值。我們不是天生就有美德。17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把亞里斯多德的「Tabula Rasa」概念發楊光大,意思就是「空白的石板(Blank Slate)」。教育要教我們做對的事情,也要教我們那些是錯的。柏拉圖認為,真正的美德必須透過教育,且須要不斷地練習。然而,真正的平等不應該強求。它必須來自教育及從每個人的內心出發。

總之,私人企業的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的早期就開始萌芽,並和國家資本主義(guided capitalism)與福利資本主(welfare capitalism)攜手並進共同成長。成功的資本主義應該是要找出一種適當的混合模式。只有當私人資本主義確實失敗時,政府才應該主動成為資本家,來重新定義並實施相關法令,再創造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但是在一個真正自由放任的模式中,私人資本主義可以創造最大的財富,當然也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可能是勢所難免。這些現象再加上快速發展的科技,必然會把一個社會分化成新型的貴族階層和經濟困頓的平民階級。這種發展可能引發社會動亂,從而將阻礙經濟發展,並全然浪費人類的潛能。我們需要有遠見的政治領袖和有效率的政治制度,能找出公平競爭和政府管理的平衡點,以追求社會正義,如此才能達到符合企業精神的資本主義和社會福利資本主義之間最有力的平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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