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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問:我該幫陌生人嗎? 發文時間: 2015/6/3   文 / 盛治仁台北 瀏覽數 / 7,450+

劉小妹妹在學校遭遇不幸的新聞,引起社會極大的恐懼和反應。這種沒特定動機隨機犯案,又不求脫逃的犯罪模式,加上受害者又是無辜可愛的學童,讓每個人既難過悲傷,又下意識都擔心自己和家人親友會不會也暴露在類似的危險中,所以引起的社會恐慌特別巨大。

首先就是廢死議題的激烈論辯。我個人立場反對廢除死刑,但是也不希望社會的討論完全基於個案的基礎。如果大家因為這一次的殘暴犯罪贊成死刑,下一次如有法官誤判死刑被證實的個案發生時,是不是民意風向就又該轉而支持廢除死刑?一個政策,不應該由個案完全決定。換個角度看,幾起類似案例的兇嫌,也有表達出求死心態,所以廢不廢死跟杜絕未來案例的發生之間,不一定有直接關係。公共政策的討論和擬定,還是應該回到較宏觀的思辨基礎,而不是隨著個案發生當下作出激情的決定。

至於針對未來如何預防類似個案再度發生,初步看到的對策,不外乎加高圍牆、增加見警率、增設監視器等等作法。就拿圍牆高度來看,本來就是仁智互見的抉擇。降低圍牆營造開放友善的環境,提高圍牆可以阻絕一般閒雜人士隨意進出校園的困擾,但圍牆高度絕不是防堵有意犯案人士的關鍵機制。但是台灣社會對於許多公共政策及議題的反應,常常落入直覺反射思考。發生了一件負面的事件,立即思考如何防堵,缺乏了對個案發生機率的評估,配套措施的成本與效益估算,甚至於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

坦白說,這些做法除了讓相關單位感覺自己做了一些因應措施,以及給了民眾一些虛假的安全感之外,對於隨機犯案且又不想脫逃的兇嫌來說,真的沒有用。試想如果犯罪者選在上下學時在校園周邊犯案,真是防不勝防。真遇到精神狀態異於常人的犯罪者,可能是無法預防的事,我們也不能始終生活在這樣的恐懼中,為了極端的個案作出各種實際上也無法預防的預防措施。

相對於這些反射性的短期動作,其實我們更應該思考大環境和小環境的長期改善,或許能有更大的功效。大的社會環境如果充滿暴戾之氣,政治人物和媒體終日惡言相向,衝突不斷,而網路霸凌成為常態,能夠期待社會有祥和之氣嗎?另一方面,這些犯案者的家庭、親友,以及工作與生活環境中所接觸的眾人,如果在平時能有多一點的關懷、協助和輔導,有沒有可能可以避免這些悲劇的發生,沒有人能肯定回答,但我相信機會是有的。如果我們決定持續築起實體和心理的高牆,以為這樣就能夠阻止悲劇的發生,可能會持續失望下去。

以上是一個理性公共事務討論者的看法,說易行難。轉回到一個小學生的家長心境,一方面希望能夠培養小朋友獨立自主的能力,不要凡事依賴。但另一方面又實在擔心小朋友單獨在外時可能面對的各種突發狀況,實在放不下心、放不了手。就如同我看到國外很多家長放心讓孩子在年輕時就出國當背包客,但我一定不敢。理智上知道不要被個案的恐懼所綑綁,但情感上不願意去面對這個即使是微乎其微,但還是真實存在的機率。

小朋友如果問我,在路上遇到陌生人需要幫助,我應該要幫忙嗎?還是趕快轉頭跑開?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原文刊載於2015年6月2日《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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