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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在知識傳播中遇到的難題:從歷史觀點去看 發文時間: 2016/6/24   文 / 張安平台北 瀏覽數 / 21,150+

如果要為人類下個定義,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文化。一個社會的資源和知識如何被分享和使用,就成為文化的特徵。知識和資源的取得、使用和掌控,彼此息息相關。大家都相信在人類歷史的狩獵採集時期(the hunter and gatherer period),資源是可以平均地被分享的,知識也可以透過口耳相傳在社群中傳播。在狩獵採集社會中,人與人基本上是非常平等的,食物或其它物資也都可以相當平均地獲得分配。實際上,人類只有到1萬2千年前演進到農業社會以後,才有財產所有權的觀念,從那時候開始,財產讓人與人之間不再平等。至於有關語言轉變成文字的發展,並沒有考古學證據顯示在狩獵採集發展時期有文字存在的記載,有的只是某種山洞中的繪畫和簡單的雕刻。根據歷史學家指出,在新石器時代 (the Neolithic period)之前或其中,並沒有文字的發展。

大約在銅器時代晚期,西方歷史有一段充滿暴力和混亂的時期。然而有趣的是,在這段紊亂的時期,多數人都公認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蘇美人 (Sumerians)在大約紀元前3千多年發明了人類最早的文字。文字最早的用途主要是用在遠距離的農業部落之間的貿易。蘇美人的貿易最遠曾經到達印度河(Indus river)河谷的文明。

財產所有權觀念在農業社會中發展開來後,階級劃分很快就開始出現了。特定內容的宗教也成為農業社會的一部分。在這個時期,人們所製造的最大建築物要不是宗教廟宇,就是統治者的宮殿。在這社會中,識字率還是非常的低。文字只有統治階層的管理者或祭司階級才看得懂,而這兩個階級的人也經常是重複的。普通老百姓是沒有受教育的。在這種文化和文明中,具有閱讀和書寫能力的人就掌控了知識。這個社會中的階級是分明的:統治者、祭司、軍隊、工匠和普通老百姓。這樣的基本結構流傳了幾千年。擁有並掌握知識的人掌握了統治權。當然,資源的分配永遠是不成比例地有利於統治者和祭司兩個階級。知識和識字就成為獲得權力之鑰。

早在西方的希臘-羅馬文明或東方的中國和印度文明時期,在不同的社會中,識字率和知識多數都掌握在一些少數看起來很類似的階級手中。教育是取得知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然而,教育多數都是侷限在特權階級的手裡。

在中世紀早期的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時期 (the Caroligian Renaissance)及稍後的中古時期,煩瑣哲學(scholasticism)式的宗教教育仍然只存在於貴族或僧侶階層中。其實從蘇美人到中古時期,不同社會的政治結構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它們都是某種專制或寡頭壟斷的政治制度,除了非常短暫的時間有例外,如:希臘雅典民主政治及早期的羅馬共和國時期。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早期,在數千年中,受教育階級幾乎在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中牢牢地掌控了政治權力。

從十三世紀的義大利文藝復興開始,教育制度逐步開始改變。因為貿易和商業日益重要,世俗教育(secular education)開始發展,以因應社會中快速成長的新興商人階級的需求。教育變得更世俗化和平民化之後,義大利半島的政治制度展開重大的變革。共和與代議政府開始脫穎而出,例如佛羅倫斯和威尼斯的政府。政府的決策程序不再只由公爵(Duke)或國王(Prince)決定,反而開始由議會中人民選出的代表決定。政府變得越來越世俗化,而且越來越少由教會控制。在全歐洲基督教世界中,義大利半島有了第一個非宗教的世俗化國家。

1439年,第一顆「資訊/知識」的炸彈在歐洲引爆,也就是德國美茵茨城(Mainz)的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了移動式的印刷技術。這個發明啟動了印刷術革命(Printing Revolution),隨後緊接著是傳遍全歐洲的社會革命 (Social Revolution)。新的觀念和識字率藉著這個新的印刷術而擴散。知識和資訊突然間可以讓百姓大眾用比較負擔得起的價錢獲得。在十五世紀的後50年中所出版的書籍,比以前在人類歷史中所有世紀出版的書籍還多。他出版的書籍中最有名的就是《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後來在歐洲成為暢銷書,結果讓基督教脫離了歐洲宗教界,可說這本書造成了基督教的大分裂,而這個分裂到現在也仍存在著。這個宗教大分裂就是1517年由馬丁路德領導的新教徒改革運動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大多數北部歐洲的人把他們的宗教信仰改變成新教(Protestantism),而南部歐洲則仍然以信奉羅馬天主教為主。到了1600年,歐洲已有半數的國家改信新教。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北部歐洲的人比南部歐洲人更容易買到新出版的聖經。當然,1492年開闢新航路發現新世界,也有助於削弱教會老教條的權威。而一般人都相信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受到當時最暢銷的《馬可波羅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的影響。一般人也相信William Tyndale首次將拉丁文版本的聖經(Vulgate)翻譯為英文,讓英王詹姆士出版了欽定版聖經(King James Bible),也使英國國教(Church of England)更容易就脫離了梵諦岡。所有這些人類歷史的轉捩點都可追溯到書籍的出版和知識的傳播。

這個宗教方向的突然轉變造成歐洲政治和宗教體系的大混亂。十七世紀早期,神聖羅馬帝國(the Holy Roman Empire)爆發了三十年戰爭(The Thirty Years War)。將近200個封地、領域、公國和王國都捲進了這場幾乎涵蓋整個歐洲的戰爭,直到簽訂衛斯發里亞和約(The Peace of Westphalia)為止。在衛斯發里亞和約中,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的觀念首次出現,也因為這項和約,一些現代的歐洲國家才誕生。它訂定出一個新的國際體系,規範國家之間應如何互動,稱為"jus gentium",或國際法 (law of nations)。從此,一個國際外交的新觀念便發展出來了,也就是,從國家自身利益 (self-interest)的觀點,她所採取的任何手段都可以被合理化。這稱為「國家的理由」(raison d'etat,即reason of the state)。某些歷史學家甚至指稱衛斯發里亞和約是現代化時代的開始,也是日後歐盟統合的先驅。

由複製印刷術的新能力所導致的知識和資訊快速的傳播,從基本上改變了歐洲社會和政治的發展方向。知識的傳播也開啟了十七世紀中葉的科學革命 (Scientific Revolution),而這項革命催生了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科學革命為物理學、數學、生物學和天文學領域帶來了新的轉變。在歐洲,知識的快速累積最後被世界其他的地區吸收,成為現代科學世界的基礎。啟蒙運動的理想—自由、博愛、寬容和制憲政府--引進了現代的世界。領袖、政府和國家是三個不同主體的概念也開始出現。啟蒙運動思想家們開始設計基於理性、寬容和國際法的永久國際和平計畫。他們也對「人權」觀念做出重大的貢獻。然而,戰爭和權力鬥爭的現實仍然充斥在啟蒙時代的世界政治中。

在啟蒙時代和發展個人自覺意識的期間,標榜君權神授 (Divine Right)的完全專制政體 (Absolutism)也在政治光譜的另一個極端發展出來。 法王路易十四是最好的例子。諷刺的是在路易十四之後,也有好一些專制的歐洲君主自稱開明君王。舉例來說,如普魯士王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認為他是「國家的頭號僕人」;奧地利的女公爵泰瑞莎(Maria Theresa),她被稱為歐洲之母,以及波西米亞和匈牙利的國王約瑟夫二世 (King Joseph II of Bohemia and Hungary),他也自認是「理性君王」(the Rational Emperor)。他們都以鐵血暴力治理自己的國家,卻都自認是「理性」。這就是一些綁架了「理性」,以供政治野心家便宜運用的好的例子。在專制暴政期間,仍然有許多理性主義的思想家寫下了驚天動地的社會和政治理論。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雖然仍擁護「王權的專制」 (absolutism for the sovereign),但在巨著利維坦 (Leviathan)中也相信政府的存在是必要之「惡」,但他也主張統治必須根據被治者所同意而簽訂的社會契約 (social contract)。英國哲學歷史學家休姆 (David Hume) 的跨學門著作《人性論》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主張把宗教的教條從人類事物中剔除,並應以客觀的事實、理性和真相的科學為基礎。德國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在一篇名為〈何謂啟蒙主義〉(What is Enlightenment?)的論文中指出,「人類的幼稚都是自找的,他們不是缺乏知識,而是缺乏勇氣。」(Human nonage is self-imposed, not from lack of understanding but from lack of courage),要「鼓起勇氣去使用你的知識 」(Have the courage to use your understanding)這句話成為當代啟蒙主義的座右銘。

「勇氣」成為十八世紀後半和十九世紀當時的最大驅動力。這再度明確證實了知識的力量。為了對抗政治專制主義,西方人民掀起了一連串的革命運動,震撼了全世界,從美國大革命到法國大革命。這兩個革命基本上是要脫離舊制度 (ancien régime),但因為處理和溝通知識及意識形態的不同,卻產生了極為不同的革命戰爭結果。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美國的開國元勳知道原來的「邦聯條款」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並無法為這個新生的國家帶來團結及滿足她的需求。建立「共和國」的美夢受到了質疑。他們決定修改這份臨時性的文件,並重新起草。1787年制憲大會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在費城召開,結果美國憲法全面重新改寫。然而,能做到這樣,事實上是有很大的爭議和辯論的。在起草以後和完全批准前,各州都有許多的爭辯。這些爭議出現在聯邦主義派和非聯邦主義派的文獻 (Federalist and Antifederalist Papers)中,在公開的撰寫當中,都是逐條辯論、批評和闡述。在這些文件裡,所有贊成或反對意見的爭執都按照知識份子的傳統 (intellectual tradition)記錄下來, 裡面有對實際歷史事件的正反意見、古典文獻、哲學,還舉了當代大師,如啟蒙運動哲學家像洛克 (John Locke) 對自然法的看法,孟德斯鳩 (Montesquieu)對政府要維持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in government) 的信念,以及柏克 (Edmund Burke)的保守主義。事實上,在1790年美國憲法完成簽署之前,已經增加了27條憲法修正案。前十條是著名的「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憲法的設計是要特別保障百姓不受多數專制暴政的侵犯。所有27條修正案費時9年才通過。聯邦派和反聯邦派的文獻仍然是現在民主政治與民主實行過程中的典範文件。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具有相似的目標。它希望廢除封建王權,呼籲人民要有權利與自由,要有理性的社會,並建立新的共和國。法國大革命最後卻轉趨激進變成「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利用民粹的訴求走向極端。這使新成立的法蘭西共和國陷入幾乎1/4世紀的混亂,直到拿破崙時代 (the Napoleonic Era) 結束後才慢慢地穩定下來。後來有一位政治學者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提出評論說:「法國革命的動亂其實是展現宗教運動特質的政治革命。」一位鄉下的律師羅伯斯比 (Maximilien Robespierre)成為法國革命公共安全委員會的負責人,但其實他是一位市民宗教 (civic religion) 的教士和一位政治恐怖主義者 (political terrorist)。他以理性宗教 (religion of reason) 的名義禁止了所有的傳統宗教。所有傳統曆法上特有的,像:月份,一週七天和所有傳統的節日…都被廢止。這是政治狂熱和恐怖主義最早的例證,它們訴諸民粹主義運動  (levée en masse) 的支持,也就是利用無知的群眾,呼喊口號和傳遞錯誤的訊息。他和他的雅各賓俱樂部 (Jacobin club) 的份子想要消滅讓美德墮落的人,因為他相信代表美德的是百姓和法蘭西共和國。但諷刺的是,發明斷頭台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它合乎人道,另一方面卻又要求它是能夠有效執行大量處決的工具。這些雅各賓的政治人物多數只有30幾歲。這是民主政治最壞的示範。似乎1966年到1976年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效法羅伯斯比的。「人民公敵」曾經是也仍然是最有效的口號,被用來動員「無知的群眾」以達成政治目的。比較這兩次革命的差異,當中一個特別要強調的重要因素,就是十八世紀時法國的識字率只有約35%,而美國則有約70%。

在同一個時期, 英國也開始了她自己的革命,就是工業革命。許多歷史學家相信,這是從人類在1萬多年以前定居下來進入農業社會後最重要的一件事。這場革命把生產方式從人力變成機器。它先從紡織業開始,然後是金屬工業,再到化學,最後是動力蒸汽引擎。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準獲得改善了。然而,此一主張並不是沒有爭議的。最明顯地是新的「工廠制度」實施後,整體社會的生產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成長,帶進了農業和技術的進步,而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 也第一次有可能被克服。英國人口從1801年的830萬人成長到1900年的3千萬人。歐洲的人口也從大約1800年的1億人多一點成長到1900年的4億人。工業化的全面發展,使得大不列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帝國,讓她累積了世界1/4的人口和陸地。

但這並非是沒有成本的。工業革命創造了如律師、會計師和醫師等專業人士的中產階級。工業家和商人戰勝了貴族和擁有土地的紳士階級。但工廠的工人狀況卻同時也變得悲慘不堪,特別是在使用童工上。大量的人們從鄉下農村搬到都市工廠周圍的貧民窟。這種令人嘆息的工作條件在當時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的小說中都有清楚的描述。他們經常使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和誤解來自我辯護。當英國已是當時歐洲識字率最高的國家,但大多數的工廠工人,無論是婦女、小孩和男人,卻仍然沒有受教育,更不識字。反對工業化的人開始組成團體進行抗議,如盧德主義者 (Luddites),他們也經常破壞工廠。勞工也組成工會以對抗工業家的剝削。知識與能力也就再度在所得差異上扮演重大角色。德國哲學家與經濟學家馬克思 (Karl Marx)也指出,工業化會造成社會對立,一邊是擁有生產技術的人, 一邊是工人階級。他的哲學思想發展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最後成為二十世紀早期俄羅斯革命和所有世界上其他共產黨政權最主要的理論基礎。

在工業革命期間,科學知識的快速成長和更快速的傳播是透過印刷業和新聞媒介。識字率的快速增加同時增加了大眾對政治參與的需求,從而奠定了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世界民主政治的基礎。 日本在十九世紀的明治維新是一種國家指導的工業化革命,讓日本在20-30年之間,就變成第一個現代化的非西方國家及世界強權,而當時的其他亞洲國家仍然在西方殖民帝國的佔領下。這是另一個正確運用知識力量的著例。

當英國的民智大開後,歐洲其他國家的教育仍然遠遠落後。 當時可能有問題的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運動已在歐洲大陸抬頭,民族主義的動亂在歐洲各地爆發。在拿破崙敗亡後召開的維也納會議 (the Congress of Vienna)中,歐洲列強企圖經由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去建立一個國際和平體系,或可稱之為歐洲協調 (Concert of Europe),但他們在會議中刻意地忽略了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這些歐洲動亂中的多數後來都被平定,而這些干預行動都宣稱是為了保護傳統利益,而不是為新的意識形態。英國歷史學家泰勒 (A.J.P. Taylor) 稱其為未能成功轉變的轉捩點(the turning points which failed to turn) 。歐洲協調成功地控制住歐洲內部的權力鬥爭。對外看,所有歐洲的強權或未來的強權(would-be powers) 都卯足全力想要成為帝國主義。在大遊戲 (The Great Game)和炮艦外交 (Gunboat Policy)的名義下,以及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的放任資本主義 (laissez-faire capitalism)中那隻看不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的助力下,歐洲列強開始展開殖民主義擴張他們的領土,並且極其戲劇化地在二十世紀初期就佔領了世界大約3/4的陸地。當世界上不再有多餘的土地可供瓜分的時候,歐洲協調就不再能拘束歐洲列強並防止衝突,一如巴爾幹半島的動亂所顯示出來的問題,它接著就點燃了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引信。

第一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基於權力平衡的早期歐洲國際體系,開始了新的意識形態:民主政治、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 (Fascism)和納粹主義 (Nazism)。 在巴黎和約 (the Paris Settlement) 簽訂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之幕才落幕。美國總統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在戰爭期間發表了有關民族自決權利 (Nation's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的演說後,一連串新興的國家紛紛以本土民族自決名義誕生。雖然教育在多數的歐洲國家已經開始越來越普及,但多數的政策仍然由老的政治階級所決定。世界各國也因為經濟發展和從而帶來的互動,關係變得更加密切。這也是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盤 (Wall Street Crash)後,讓全世界陷入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 的原因。義大利的法西斯政權和德國的納粹政權不但從經濟的廢墟中興起,也同樣是經過民主的選舉過程產生。義大利和德國這兩個悲劇性的事件充分顯示出教育和民主程序還不足以保證產生出符合理性和正義的社會。

在民族主義的名義下,希特勒希望德國成為新羅馬的野心昭然若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共有1千7百萬人死亡,2千萬人受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超過6千萬人或全世界3%的人口死於非命。令人訝異的是,即使是受教育的人也無法從戰爭的恐怖中學得教訓。所以戰爭的殺戮戰場在今日世界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發生。許多歷史事件證明,單靠知識是不夠的,如果欠缺智慧和道德,悲劇仍然難免。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上多數國家經歷了長期的繁榮,但其中也摻雜了許多區域性的戰爭。最大的一件事便是中國共產黨的崛起,為亞洲製造了許多區域性的問題,一直到她1979年開始經濟改革為止。在這些年之中,亞洲歷經了韓戰和越戰,兩場戰爭都死傷慘重。在中東,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間衝突不斷。在歐洲,東歐集團 (the Eastern Bloc) 和北約組織 (NATO) 成員也互有爭執,經常陷於緊張的關係中。但這段期間,全球的平民教育、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都有大幅的改善。美國在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的實行上獨步全球,而且最有成果。直到兩次石油危機發生前,汽車工業和電子工業一直是經濟成長的支柱。石油危機後,人們開始意識到自然資源是有其侷限的。開發中國家開始從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轉向服務業經濟發展,而大量的勞動力也轉到服務業的領域。

1970年代後期,個人電腦第一次出現了。但個人電腦並沒有真正地影響商業和社會的基本結構,直到二十一世紀網路時代 (the Internet Age) 開始才造成影響。2000年,網路泡沫 (Dotcom Bubble)爆炸撼動了全世界的資本市場。但這泡沫並不是因為科技所造成,而是源起於人類對科技的夢想和資本市場幾乎完全不受規範的貪婪。網路的影響真正在二十一世紀才開始。某些人稱它為網路革命 (Internet Revolution),因為它和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兩次和平革命同樣地的令人矚目,也就是1萬2千年以前的農業革命和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網路讓商業在全世界不再有界線,也讓大量的知識可以被全世界 (有數位落差digital gaps的國家除外)取得,且個人無須付錢。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多數的人可以平等地獲取知識。

現在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世界經濟仍然在成長,雖然有些緩慢,但薪資不均在所有國家都已經快速發生。人類的知識既然已經比較平等了,為什麼還會發生這種事?在過去,世界勞動力的轉變是比較平順的,從狩獵採集社會到農業社會,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以及最近的工業社會到服務業取向的經濟,都是這樣。但是,新的移動網路不僅基本上改變了社會互動方式,也摧毀了以前的基本商業模式。供應鏈變得更有效率,但同時終結了許多服務業的工作。供應鏈、零售業和金融業產生了天搖地動的革命。最大的零售通路不再是沃爾瑪 (Wal-Mart)而是阿里巴巴。大量的音樂和書籍是透過像亞馬遜 (Amazon)和蘋果商店 (Apple Store)這樣的網路商店賣出的。AirBnB也破壞了全世界觀光餐旅業的傳統經營模式。優步 (Uber)不但計程載客,還專送各式各樣的商品。透過金融科技 (Fintech),網路也給予傳統金融業可能是致命的一擊,因為小個體金融和小個體投資 (microfinance and micro-investment)變得越來越重要。超過200家價值數十億的獨角獸(Unicorn)新創公司被創造出來。就某種程度而言這是好事,因為它們可以吸納大部分全世界實施量化寬鬆 (Quantitative Easing) 後所造成的過度流動性。不過從最近的統計數字看,獨角獸公司的資金在2016年第一季已經開始減少。

網路已經把全世界的商業模式都精簡化了,使它們變得更有效率。但那些被淘汰的工作卻沒有相對應的替代工作產生。這可能會有大量的低端服務和白領工作消失所形成的經濟流民產生。這也許是自從2008年次貸危機以及2010年歐洲主權債信危機以來,全球經濟都表現出有感復甦很少的原因之一。歐洲最近的2016年首季的經濟復甦,GDP有成長,但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無人駕駛車 (driverless car)、無人機快遞服務系統 (drone delivery system) 以及家用機器人即將在今後幾年問世,一定會有更多現有的工作會被取代。低階技術工作,無論是藍領或白領,都會在一夕之間消失,而且沒有新的替代工作。知識和創新仍然是成功之鑰,但不再有足夠的這類工作機會可取代消失的工作職位。傳統上,設計和創新的工作占整個勞動力的5%不到。知識也仍然是收入的重要因素。一般勞動力缺乏有用的知識是當前一般薪資停滯的主因,也是近十年間所得差距快速成長的原因。而且這個趨勢有可能在未來幾十年中繼續帶來威脅。

但是,知識不是變得更容易取得了嗎?的確,一般而言今日比人類所有歷史時期擁有更多的知識和資訊。但也因知識立刻可以取得,以及其片段性,人們未必真正學到東西。試問現在還有多少人會閱讀古典書籍?許多知識是透過維基百科網站 (Wikipedia)來傳播的。以荷馬史詩(Homeric Epic)為例,伊里亞德 (the Iliad)可以簡化成希臘人和特洛伊人為了一個美麗的女子海倫 (Hellen)所打的戰爭,加上希臘人空心的木馬禮物奧德賽 (Odyssey)則是『關於一位希臘和特洛伊戰役的英雄奧德賽斯 (Odysseus) 返鄉的和他強悍的王后潘妮洛普 (Queen Penelope)的故事』。所有希臘古典的哲學、美德、榮譽和神學都已散失,而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基礎。莎士比亞如果知道今天多數的人只是在維基百科網站上閱讀他刪節版的詩文,即使是在四百年之後,他都會寢食難安。

當有很大一部分人的知識只來自維基百科網站或其他網路濃縮形式的資訊時,這就是個危機。網路是基本教育很好的輔助,但不應成為學習的主要來源,當然這並不包括許多大學的完整網路講授教材。蒐尋引擎和其他的網路能力已經變得越來越聰明,而且已經開始根據個人的喜好來提供資訊。網路已會把相近似的喜好或討厭的事物、社會觀察和政治觀點集結成群塊資訊。當某些人相信他比別人資訊更多的時候,實際上他對未來的觀點可能更偏頗,因為他只接收到了他想聽到的資訊。利用今天所謂的民粹理念,似乎比1930年代或1940年代的人更容易去誤導或洗腦。要推翻政府也變得比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時期更容易,譬如不久之前的阿拉伯之春 (the Arab Spring) 所顯示的。扳倒政府輕而易舉,但建立一個有效能、符合正義與民主的政治制度仍然像過去一樣曠日費時,因為也仍然需要領導人對不同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基本理論有充分的了解。

移動網路已經摧毀了當前基本的商業模式。這當然會造就一些大咖的贏家,但卻也會有更大量的失敗者。沒有水晶球可以顯示未來由網路驅動的經濟是甚麼樣貌,但可確信的,絕對不會是一個封閉且處處想要保護的經濟。老式的像父親照顧子女方式的商業模式不會再存在。私領域的商業必須繼續讓它們自己的商業模式不斷進化,不要期待政府的援助。政府的行動是永遠趕不上現在快如閃電的改變速度的。商業競爭不再會來自你的鄰居,甚至不是你的同行。唯一確定的是,它們會不斷地來,而且會越來越厲害。實際上,它們可能早已來到你身邊。

對個人而言,不但要在自己的領域內獲取紮實的知識,還要繼續運用網路補足你對其餘世界的了解。深入而有遠見的知識仍然是成長和生存的關鍵,人類數千年來也都是如此。不要讓自己成為受過教育卻偏執無知的人。網路時代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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